《颜勤礼碑》是赝品证据不足 《颜勤礼碑》辩
《收藏家》杂志2013年第1期发表了吴敢先生《经典或伪作——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一文（以下简称《辨伪》），文章从著录、文字、谥号、避讳等角度对《颜勤礼碑》提出了疑问，又从发现经历和书法风格的角度进行了旁推，认为《颜勤礼碑》为伪刻。
笔者认为，从书法的角度看，《颜勤礼碑》真迹地位无可置疑，但又要看到年代变化、刻制技艺、捶拓掩埋等都会影响到字迹的最终效果，认识到差异的必然性存在。碑侧所刻“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是典型宋代院体书法，这种精熟的圣教序体，也非后世所能为，亦可佐证其时代。本文就《辨伪》所提出的一些史实问题略作阐发。
1、《辨伪》注意到避讳问题，并例举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颜家庙碑》等作品中遇“世”缺笔的情形。
关于“世民”二字的避讳，武德九年即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之令，不考虑《兰亭序》等摹本情形，就比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文中“世民”相连，皆避“民”不避“世”，虞世南活到贞观十二年也没有想起要把“世”字改字缺笔，《玄秘塔碑》等唐碑也都不避讳“世”字；孙过庭、贺知章、怀素等人虽然写草书，但都写过“民”字。
颜真卿的个别碑帖中缺笔“世”应属于个人抑或刻碑者的偶然性发挥，这就有了很大的变数，比如《郭虚己墓志铭》、《东方朔画赞》、《争坐位帖》、《郭家庙碑》、《元次山碑》、《臧怀恪碑》等绝大多数碑帖都是直写“世”字无避无缺（见附图）。当然历史又是复杂的，不能因为这些不避讳的占多数，反过来说《麻姑仙坛记》和《颜家庙碑》是伪刻。
2、关于颜杲卿的谥号，《辨伪》根据建中元年（780年）五月以前的数通碑刻认为“谥曰忠”是错误的，应该是“谥曰忠节”。
首先，《辨伪》关于《颜勤礼碑》的立碑时间“大历十四年（779年）”，来源于欧阳修《集古录》的著录，但欧阳修对这个说法采取的是直接标注，没有具体考证，而《辨伪》则用了“必有根据”来推测其正确性，并以此作为全篇立论的基础，列举数幅写作“谥曰忠节”的颜书碑版用年代前后包抄。
笔者认为，欧阳修年代著录这个基础就存在疑问，《颜勤礼碑》中颜真卿所署官职“节度采访观察使”，此职位从大历十四年五月一直到建中三年八月，这是大的范围。
再按碑文记载，颜勤礼卒于明庆（即显庆）六年辛酉（661年），这个神道碑较为合理的时间应该是在两甲之后的第一百二十年，即780年或781年（建中元年庚申或二年辛酉），这就到了《颜家庙碑》之后。
考察《颜家庙碑》和《颜勤礼碑》中颜真卿子侄官位升迁可以证实这个观点。如：颜颢，在《颜家庙碑》中为“常熟（县）令”，查《唐六典》县令最高品级为从六品上，在《颜勤礼碑》中则为“蓬州（辖六县）长史”了，同样查得：州长史最低品级为正六品下；颜頍，在《颜家庙碑》中为太子洗马，从五品下，在《颜勤礼碑》中为太子洗马郑王府司马，亲王府司马为从四品下；颜翽，在《颜家庙碑》中为华原县主簿，县主簿最高品级为上县正九品下，在《颜勤礼碑》为溫江丞，县丞最低品级为下县正九品上，等等，多是《颜勤礼碑》高于《颜家庙碑》。据《颜家庙碑》立碑后记，这一时期颜氏一族圣眷甚隆，基本不可能出现大面积贬谪的情况，《颜勤礼碑》理当在《颜家庙碑》之后。
接下来对比《旧唐书》和《新唐书》发现宋祁、欧阳修等对《颜杲卿传》进行了考、补，如《新唐书》载：“乾元初，赠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执政，但谥曰忠，议者不平，故以二字谥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赠五品官”，这段话的意思是最初议谥的时候，准备赐谥“忠”，但是颜杲卿官职不够，这样的谥号显得太过抬举，于是用了“忠节”这样一般大臣的两字谥，这段议谥过程以及接下来一句“建中中，又赠杲卿司徒”等内容都是《旧唐书·颜杲卿传》所缺。司徒在唐代位列三公正一品，颜真卿终其一生，最高水平也就太子太师，位列三师从一品，死后才追赠司徒。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赠杲卿司徒应为建中三年三月，《颜勤礼碑》无此官，故写碑应早于此时，又可知《旧唐书·颜杲卿传》应完成于建中以前，建中期间改谥完全有可能。
从颜真卿对于谥号字数的个人主观审美观点看，颜真卿更认同“一字谥”，如《颜鲁公集》卷一《请复七圣谥号状》即提出：“故至敬无文，至文尚质。质之数极於一，尧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数极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质则近古，文则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至敬无文，这是老子式的思想和语法。唐太宗听取了道士魏征的意见，追认老子李耳为其皇族祖先，定道教为国教，故而崇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颜真卿深刻地领会了开国皇帝李世民的思想，所以他说“质之数极於一”，意思是除了“无”以外最好的赞颂就是“一”，单字为最美，而二字、多字相对不美，因此上书把过去七位皇帝的累世叠加的谥号给改回去。这就理解了为什么对于颜杲卿，最后写作一字谥，正是“至敬”的意思。
而宋祁、欧阳修等正是看到了《颜勤礼碑》的这种谥号变化而没有能坐实，所以用了“初”这样棱模两可、有始无终的行文方式对“谥曰忠”进行了解释。
3、至于《颜勤礼碑》中“事具唐史”一语，《辨伪》主观地认为唐人不可以有“唐史”这样的称呼，“盖此时唐朝未亡，不可能有定名的唐代正史”。
按，此处“唐史”指唐史官所辑录的多种史传。并且唐朝可以有“唐史”这样的称呼，比如《颜勤礼碑》中提到的史官柳芳，就撰写了编年体《唐历》凡四十卷，记载了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史事。网友“倦眼书生”更是列举了李南晖先生的《唐纪传体国史修撰考略》对“唐史”、“唐书”等称谓在当时史籍命名、诏告文书中的使用情况的考证。《国史》显然不如“唐史”来得宽，这里标点符号应该是“唐史”而不是《唐史》，意思是各种历史著作都有记载，彪炳史册。
4、最后《辨伪》还列举了《颜勤礼碑》与《全唐文》所录释文的比较，可以说是“石不符文”。
但认真考察却发现其实都是《全唐文》的错误，“文不符石”。如《颜勤礼碑》中“《齐书·黄门传》”，《全唐文》作“学书黄门传”等等，连史传名称都给改了，孰对孰错，一目了然。又如“孝友”、“锡羡”、“婴孩集蓼”，《全唐书》作“考友”、“锡美”、“婴孩集慕”等，则是不知有典。其余人名、地名，错、漏等可核对《颜家庙碑》，均较浅显。《全唐文》的这些错误又反过来衬托了《颜勤礼碑》发现的勘误价值。历代著录，错讹甚多，又经过传刻改削，犹如听说之后的听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用实物来修订这些听说，而不是靠查这些听说来修订实物，用听说来修订实物实际就是郑人买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