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勤礼碑》是赝品 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

《颜勤礼碑》（又称《颜勤礼神道碑》、《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乃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为其曾祖颜勤礼所撰立，曾经宋人著录，其后则湮没无闻。民国十一年此碑重经发现，现藏西安碑林（图1）。因此碑晚出，未经磨泐重刻（传世颜碑中磨泐重刻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几乎尽失原貌），而且是颜真卿暮年（七十一岁）书迹，所以自发现以来，即被誉为“神物”。其后迭经传扬，更是被当作颜氏的代表作，入选了无数经典书帖系列，以致与《多宝塔碑》一起成为初学者学习颜体的入门典范。然而此碑实存在诸多疑问，惜前人未加细究。庚寅春日，笔者与学生于课间临习颜帖时，发现此碑与颜氏晚年书风颇相轩轾，遂二度赴西安碑林考察，草成此文，希望能揭示此“经典”颜碑的真实状况，阐发颜氏晚年书艺的真正高度，庶使后之学颜者不再误入岐途。

一． 著录状况 

《颜勤礼碑》著录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系树碑纪年为唐大历十四（779年）年，欧阳氏或见过原碑或据拓本，故所定年代必有根据（朱关田《颜真卿年谱》亦依此）。著录未对此碑的具体状况有所论及。其后则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八・跋 尾十八“《唐颜勤礼碑》”条有记载：“右《唐颜勤礼碑》，鲁公撰并书。元间，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多辇取境内古石刻以为基址。此碑几毁而存，然已摩去其铭文，可惜也。”可知此碑于北宋元间遭受破坏，被磨去铭文。然而铭文即可以是碑文文字的总称，也可特指碑文中的铭文部分，由于赵氏此段著录语焉不详，因此从中无法确知被磨去的是碑文文字还是仅指碑文中的铭文部分，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赵氏未记录此碑的树碑纪年，可知其所见者已遭磨损。

赵氏著录之后，南宋佚名《宝刻类编》卷二“颜真卿”名下有“《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其下小字注云：“曾孙撰并书，越。”记此碑存于越州。如记载无误，则宋时或曾翻刻此碑于越州，然此翻刻之碑亦未见后人论及。 其后元、明二代未见任何有关此碑的记录，明代安国所刻之鲁公文集亦未收录此碑碑文。清代则嘉庆年间纂修的《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一“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条始收录碑文文字，当为存世最早者①。碑文恰至“铭曰”而止，阙其后铭文部分以及最后的树碑纪年，据此可知赵明诚著录所云“已摩去其铭文”，当包括此碑末尾的铭文部分（包括铭文之后的树碑纪年）。虽然《全唐文》中未注明此篇碑文的来源，但此书之修纂可谓集全国之力，很可能当时编纂者收集到了此碑元后的缺铭拓本抑或是传录文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刊行的黄本骥《三长物斋丛书》，收录有其编订的《颜鲁公集》三十卷补遗一卷，此集收辑鲁公诗文颇为详备，卷八亦录有此碑文字，除个别黄氏意改之字外，与《全唐文》相同，当是从中辑出。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华书局陆续排印《四部备要》，集部所收之《颜鲁公文集》即据黄氏三长物斋本刊印，内容亦与之一致。

由此可知，《颜勤礼碑》自赵明诚著录后，原碑久佚，直至民国年间重出；而碑文的文字内容也要晚至清代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方能广泛地为人所知。

二．碑文错讹 

现存《颜勤礼碑》中间断裂，四面环刻，存颜书三面，碑阳十九行，碑阴二十行，行皆三十八字。左侧五行，行三十七字。碑阳、碑阴及左侧之颜体书迹基本上完整无缺（除碑阳中间断处缺一、二字外），碑阴文字正好截至“铭曰”二字为止，其后的铭文部分则为空缺。碑右侧则未存颜书字迹，当即被磨去铭文及树碑纪年之位置，其上部现有诗句二行，下方则为民国宋伯鲁题跋，这一切似乎与上述文献记载颇相吻合。

然而笔者将现存《颜勤礼碑》的碑文文字（残缺文字依据民国出土时拓本）与最早著录此碑文字的《全唐文》文本相较，发现二者有着不少文字上的出入：如“文苑有传”，《全唐文》文本作“文学有传”；“齐书黄门传”，作“学书黄门传”；“幼而朗晤”，“晤”作“悟”；“滁、沂、豪三州刺史”，“豪”作“濠”；“会宗，襄州参军；孝友，楚州司马”，“孝友”作“考”；“楚毒参下”，“参”作“惨”；“长卿、晋卿、卿、充󰴏、质，多元禄早世”，“卿”作“”；“父开土门”，作“又开土门”；“季明，子󱃘、沛、翊、颇”，“翊”作“诩”，少“颇”字；“，好五言”“ ”作“颖”；“顶，卫尉主 簿”，“顶”作“项”；“贻谋有裕”，少一“裕”字；“锡羡盛时”，“羡”作“美”；“婴孩集蓼”，“蓼”作 “慕”等等。

有些异文足以昭示文本的正确，而碑刻中却存在严重的失误：如碑刻记载颜真卿堂兄杲卿遇害后“赠太子太保，谥曰忠”（图2），而文本中有关颜杲卿封谥的记录却是“忠节”二字，而不是单字的“忠”字。关于颜杲卿的谥号，《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本传中未载，而《新唐书》卷一九二本传则有详细说明：“乾元初，赠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郡以杲卿不执政，但谥曰忠，议者不平，故以二惠谥焉。”由此可知关于杲卿封谥虽然起初曾有不同意见，然而乾元初年最终获准的封谥是二字的“忠节”惠谥，而不是单字的“忠”。对于这样显示朝廷殊遇与家族荣誉的重要细节，颜真卿显然不会出现漏字的失误。而且无论早于《颜勤礼碑》（大历十四年）所立的《颜元孙碑》（大历七年）、《颜杲卿碑》（大历九年）还是晚于《颜勤礼碑》的《颜氏家庙碑》（建中元年），对于颜杲卿谥号的记载一律都是“忠节”二字谥（图3），足以证明在这期间也绝不可能出现改谥的状况。所以根据这一个缺漏的谥字，实际上即可判定此碑必为伪刻。因为这个漏字，正是作伪者为免因果恶报而故意露出的破绽（有学者将这样的破绽称为伪作特有的标记—“赝记”）。 另如碑刻中记载颜思鲁兄弟与温大雅兄弟事迹，云“事具唐史”（图4），文本中“唐史”则作“国史”。晚一年 所立的《颜氏家庙碑》中所述颜氏世系，内容与《颜勤礼碑》颇多相同，此处记载亦为“国史称温大雅在隋与思鲁同事东宫……”（图5）。颜真卿追述祖先世系，为表郑重与征信，所据史实皆称历朝正史书名（如《颜氏家庙碑》记载颜见远“事见梁周北齐书”，颜协“事见梁书”，颜之仪“事具周书”等等），而称唐朝史官所修正史则为“国史”，盖此时唐朝未亡，不可能有定名的唐代正史。而碑刻中径以“唐史”称之，此亦一大破绽，可知其必出后人所为。笔者查得清代黄本骥所编纂三长物斋本鲁公集中此处正作“唐史”，此字盖黄氏为免后人不明“国史”二字的明确所指而意改。《颜勤礼碑》之作伪者当是沿袭黄氏所改，而未加细审。据此亦可判断此碑之伪造时间必在道光年间黄氏本鲁公集刊行之后。

此外，《颜勤礼碑》中还存在着未避唐讳的错误：如“长卿、晋卿、卿、充󰴏、质、多无禄早世”之“世”字（图6），为唐太宗名讳，而碑刻中径直书之而未避。有唐一代，讳律甚严② ，而且颜真卿出身礼法世家，《颜氏家训》 于“风操篇”中曾论及南北朝避讳的状况，作为颜氏贤子孙，对于此等关乎风操的礼法必当遵从。存世颜碑，无论早于此碑的大字《麻姑仙坛记》（大历六年），还是晚于此碑的《颜氏家庙碑》（建中元年），凡遇此“世”字（图7、8），皆缺笔避讳，实可证颜氏真碑必当避此讳字③。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五曾记录有唐一代书家，如怀仁、褚遂良、陆柬之、钟绍京、宋儋、颜真卿、柳公权等人避写“世”字的细节差异：“（唐）太宗之讳……诸书家书“世字”……颜真卿作‘’”，其记载颜书“世”字之缺笔避讳，正如上述二碑。三．发现经历与被忽视的细节 关于《颜勤礼碑》的发现经历，碑右侧民国十二年（1923年）宋伯鲁④的跋文中有所涉及：“大唐夔府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曾孙鲁郡公真卿撰并书。民国十一年壬戍十月之初，何客星营长获之长安旧藩府库堂后土中，石已中断，上下皆完好无缺泐。案此碑久无知者，仅见于六一集古录及题跋，意赵宋时尚盛行于世，元、明后陵迁谷贸，此碑埋没长安城中垂千年，后之金石家不特未赏寓目，并其名亦鲜知之者。此碑立于大历十四年，时公年七十五（实为七十一，宋氏误算）。家庙碑立于建中元年，仅隔一岁。二石皆在长安，而一隐一显，岂亦有数存乎其间耶？欧公尝曰：颜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山谷亦云：鲁公书奇伟秀拔，奄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宜为后人所宝也。客星酷耆金石，得此喜而不寐，拓以见示，属识颠末其旁，以见神物之出，初非偶然也。客星河南宜阳人，名梦庚，今官省长署卫队营营长。癸亥孟春禮泉宋伯鲁跋。”然而宋氏题跋中的相关文字过于简略，以致我们无法知晓那位“酷嗜金石”的何客星营长缘何竟能在“长安旧藩府库堂后”的“土中”发现此碑。另一则材料或许可以补充说明发现的缘由与大体过程：“1922年10月，刘镇华任陕西省长时，修葺省长公署（位于今西安鼓楼以东及东北一带），曾命其卫队营长何孟庚负责施工。施工中，工人在拆除旧房舍、整修地基时，忽然在地下数米深处掘出古碑一通。酷爱金石的何孟庚仔细辨认后，确认此碑就是湮没千年的《颜勤礼碑》，碑石虽已众中间断裂，但上下皆完好无损……”⑤，但也未指明何氏是否亲身经历发掘的过程。不少伪刻的现世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故事，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仅凭以上的讲述或许已无法细究。对于这“埋没长安城中垂千年”之后突然现世的《颜勤礼碑》，何、宋二人欣喜之情显然大过细心求证，遂贸然断定其为复出“神物”，后之学者亦再未加深究，沿袭其说至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宋氏在跋文中未予以提及，那就是现存碑之右侧、宋氏跋文之上刻有“忽󱧫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二句诗，字迹为行草书（图9）。在许多关于此碑的出版说明文字中，都认定此诗句乃“宋人刻”，且均未说明诗句的作者以及判断的理由。然而诗句的作者实非宋人，笔者查得乃是唐代的知名文人兼书法家沈传师（769－827年），诗题则为《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岳麓寺题示》，此诗乃沈氏的名篇，是其游览湖南岳麓山二寺后所赋，并且还题写于道林寺中，书迹遒劲妙绝⑥。此二诗句，有关《颜勤礼碑》的著录中均未提及，细观诗句的书写风格，全然不似宋人，却有着元代赵孟󱕃书风的明显影响，如“忽󱧫”、“朔雪”等字，均颇近于赵体，当系学过赵字的后人所为。值得注意的是“󱧫”字的上部“敬”字缺写末笔，因为这个“敬”字是宋太祖之祖父翼祖简恭皇帝赵敬的名讳，是一个众所熟知的宋讳字。作伪者故意刻了这二句诗句，就是为了使人发现这个避了宋讳的“󱧫”字，从而相信这是宋人所题。殊不知一来是在书写风格上暴露了学赵的痕迹，二则也无法解释一个由此衍生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宋人竟会在如此重要的颜碑上刻写内容与之了不相关的沈氏诗句？作伪者原以为添加了宋讳字的佐证，更容易使人相信此通颜碑是旧碑原刻，殊不知其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反而露出了破绽。四．书写风格与颜真卿晚年书风不符，艺术水准相去霄壤 颜真卿所书碑刻，与《颜勤礼碑》撰立时间相近的，前后皆有可靠的作品可作比较：早二年有《李玄靖碑》（大历十二年），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本；晚一年则有《颜氏家庙碑》⑦（建中元年）。并观此三碑，则《勤礼碑》与其它二碑的差异极为明显：就结体而言，《颜勤礼碑》字形较修长，而且字体大小较匀称，显得规整拘谨；而其它二碑的结字均呈宽扁状，字之大小错落，一任自然，颇具生动朴拙意致。事实上，从大字《麻姑仙坛记》（六十三岁所书）到《李玄靖碑》（六十九岁所书）以至《颜氏家庙碑》（七十二岁所书），颜真卿晚年的结字呈现出越来越趋于方扁的演化轨迹，而且极具变化，往往不按结字的常法，强调顺势而成，颇得天真。《颜勤礼碑》修长的字体，拘谨少变的程式化结构，显然并不符合颜真卿晚年的结体演化（图10—13）。 至于用笔方面，《颜勤礼碑》与前后二碑相比，更是高下悬绝：《勤礼碑》笔划粗细差别异常明显，横划往往显得过于纤细，而且用笔时有偃侧之处，在颜书极具代表性的笔划—波划（捺脚）中尤为明显，因而显得浮薄轻滑；而另外二碑则在用笔上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笔划较均匀，并无明显的粗细差异，而且笔力沉厚圆劲，多用篆籀之法，深得“屋漏痕”之旨，不愧“筋书”之称（图14—23）。

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受到“《颜勤礼碑》是经典颜书”这类观念的误导，相信会有很多人发现此碑在书写高度上 的不足。《颜勤礼碑》呈现的是经过规范化、程式化的颜体风格，它消解了颜书的生动变化，降低了颜书的真正高度，却夸张加强了颜体的一些特征与指向，它所呈现的正是颜真卿书法经过后世不断的功能性应用而产生的异化，在后世众多的具有颜体标签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庸俗异化的倾向。五．碑刻工艺上的缺陷 笔者细察《颜勤礼碑》，发现其制作工艺上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列举如下：

1、碑面打磨粗率不平整，且有多处明显下凹：略举几例，如碑阳第十九行“昭甫”二字处及中间碑断处；碑阴横二十三行“千”、“德”“羡”三字处；碑左侧下方“书监”、“据神道”、“义明”等字处（图24），以上所举皆可见明显下洼，其它不平之处尚多。上述各例的文字处于凹陷处，但都大体清晰，其入石深度亦与它处文字相若，由此可见刻碑时碑面即未打磨平整。究其原因，此碑系利用旧碑作伪，而旧碑不免有年久残泐凹陷之处，并且旧碑原有文字的镌刻深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遂使打磨后呈现多处不平。作伪者显然也未精心要求整个碑面的统一平整，由此亦可看出此碑制作时的仓促与粗糙。

2、界格不明，且字迹多有越出横界线外的现象：《颜勤礼碑》制作工艺的粗糙还明显表现在界格的刻划上。同在西安碑林的《多宝塔碑》和《颜氏家庙碑》，界格的刻划均方整明晰，且文字都书写在方形界格之内，其中《颜氏家庙碑》因晚年字迹丰肥，偶有笔划触及界框之处，但也绝无笔划越出界框而覆盖在框线之上的现象（图25）。而细观《勤礼碑》，全碑字迹明显，却看不到严整明晰的方形界格，纵向的界线几乎完全消失，只在局部上剩有几条横向的界划痕迹（笔者认为应是旧碑原有界划，未曾打磨干净而遗留下的痕迹），而且文字并不遵循界格的限制，多有写出其外者，如碑阳横三十六行“年”字；碑阴横十一行“秀”“实”二字、碑阴横三十七行“荆”“蛮”、“外”三字（图26—28）等等。由于没有方形界格的界限，因此此碑不少字迹呈现出上下错落的状态。笔者考察此碑时，恰逢一导游向观众介绍此碑，说“此碑远看还是有点杂乱无章的”，这是不谙书法之人最直接的观感，事实上也确如其言。 3、此碑的工艺也与其它一些可靠的颜碑有明显差异：如同在西安碑林的《多宝塔碑》和《颜氏家庙碑》，均为双刀深刻，其镌刻痕迹呈现明显的锲状“V”字形，且能用斩截的刀痕忠实地表现出书写笔意。《颜氏家庙碑》对于颜体标致性笔划—捺脚的镌刻，甚至能用两个不同的平面表现出用笔的微妙变化（图29），可见其镌刻技艺的精湛。而《勤礼碑》则显非双刀深刻，其痕迹也不是上宽下窄的锲状“V”字形，而是呈现为上下宽度一致，底部为一个平面而非一条线（图30），笔者怀疑是由某种工具碾磨所致，而非镌刻而成，其制作工艺显然与唐代碑刻不符。 除了制作工艺的缺陷外，此碑还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缺少碑额文字。此碑有碑额（从碑额的形制与盘龙纹饰来看，应确为唐代之物），而且保存完好，但其署额的圭形框内却空白无文字。据笔者观察，其上有打磨痕迹，当是被人有意磨去原有文字。所以从侧面观看，圭形框面要比下方碑文面低浅。碑阳圭形框之下部尚残留有一些模糊的阴刻花纹，似为人物形象，可惜已无法确认。 诸多无法解释的疑问与种种细节上的失误，足以证明《颜勤礼碑》是利用旧碑仿造的伪刻。其表露的颜体书风带有明显的类型化、程式化的特点，宋以来众多的颜体书籍板刻以及明清馆阁颜体书家的作品也大都呈现出相同的趋向。这种类型化、程式化的书体，具有一望可知的典型性与归属性，有时反而会被误认为是原初的经典风格，《颜勤礼碑》伪刻百年之间逐渐被后人误置为颜书经典，正是这样的一个明显例证。

注释：

①《全唐文》乃董诰等人奉敕官修的唐文总集，编纂时间为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年)。

②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避讳至唐尤严……“世”字在偏旁亦讳之……”。

③存世颜碑中亦有经后人剜刻，而将“世”字缺笔补齐者。宋刻颜帖，如《忠义堂帖》、小字本《麻姑仙坛记》，皆不避“世”字唐讳。

④宋伯鲁（1855—1932年），字子钝，号芝田、心太平轩老人等，陕西澧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参与戊戍变法。工诗善书画，曾主持修篡《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著述甚富。

⑤见《颜勤礼碑再造了一个“碑林”》，《三秦都市报》2007年8月7日版，转引自“海客谈瀛洲”之“《颜勤礼碑》考证资料辑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13c2401009ejs.html），此条资料的确切来源及其可靠性不详。

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卷》卷十七：“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谓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题云《酬唐侍御姚员外》，而二人之诗不见，不知何人也。独此诗以字画传于世，而诗亦自佳。蔡宽夫谓唐扶者，即沈传师所谓唐侍御也。诗语秀拔，余已于《丛话》前集载之矣。今但录传师诗于左方：‘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为开楚国富山水，青嶂逶迤僧家园。舍香珥笔皆眷旧，谦抑自忘台省尊。不令执简候亭馆，直许携手游山樊。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碧波回屿三山转，舟槛缭郭千艘屯。华炉躞蹀绚砂步，大旆错综辉松门。󲯤枝竞骛龙蛇势，折干不灭风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别引新径荣云根。目同伤楚虞帝魂，多情思远聊开樽。危弦细管逐歌扬，画鼓绣靴随节翻。锵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轩。嗟余绝倒久不知，忍复感激论元元。’又《东皋杂录》云：潭州道林寺沈传师亲书诗版，遒劲妙绝，与今石本远矣。又有欧阳询书‘道林之寺’四大字额，笔势欲飞动。”

⑦《颜氏家庙碑》碑阳及两侧保存较完整，碑阴则为宋人重刻（〈清〉王澍《虚舟题跋》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