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的兴用与魏晋尺牍书风的形成 ■张凯维刘英尧

魏晋是尺牍书法的黄金时代，《后汉书·蔡邕传》有言：“相见无期，唯是书疏，可以当面。”江南地区形成“书疏尺牍，千里面目”的谚语（《颜氏家训·杂艺》），古时虽然交通不便，但尺牍能给千里之外的人带去“面目”。夏侯湛文《抵疑》云：“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尺牍书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数量巨大，且字法精湛，一些名迹成为千秋典范。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因此，魏晋时期士大夫尺牍书法的兴盛，除文人倡导的因素之外，还与新兴的尺牍材质有一定联系。

一

作为一种新型的书写材料，纸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但造价较高、生产工艺落后，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到了东汉和帝时期，蔡伦在前人造纸的基础上，造出了较为方便实用的“蔡侯纸”，纸的使用才开始推广。建安时，左伯能做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一步。但这一时期的纸张并不足以完全取代缣帛和简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纸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到了魏晋时期，造纸原料变得多种多样，制造工艺更是精益求精，人们已经能够造出种类多、数量大、洁净平滑而又方正的纸。科技史专家对魏晋时期近百种古纸进行了检验，发现大部分为麻纸，还有藤、竹等新材料的纸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说：“如果说两汉是中国造纸术的发生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造纸的发展阶段。”直到东晋末年时，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遂纸简并用的时代成为过去式，纸张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书写材料。

较之昂贵的缣帛和厚重的竹简，纤薄的纸张在书写上的优越性也是不可替代的。晋人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曲可伸，能幽能显。”正如晋人所说，纸张表面洁白平滑且受墨，幅面较大、容字较多，体质轻盈、柔软耐折，可随意舒卷，便于携带。除此之外，纸最大的优势在于对笔法墨韵的表达。

二

对比汉代书迹，纸张作为书写的承载体使得魏晋书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章法的表现上，魏晋尺牍纸张在大小上多数为纵20多厘米（与汉代一尺一寸长的简牍长度相差不大），但纸张宽10多厘米到20多厘米不等，不同于狭窄的简条，在纸张上，字形结体的大小变化，线条的粗细长短，书家可以任意发挥。例如《得示帖》（图1），左上角“散”字与下方“王”字形成鲜明的大小对比，二字的疏朗又与右侧“不欲”二字的牵丝连带相对应；再如《二谢帖》（图2）右侧的“前患者”与左侧“寻省”在大小和轻重上也有着鲜明对比，这些局部的特点形成章法的新平衡。比起简牍书，纸张尺牍打破了拥挤和均匀的章法布局，节奏感变得强烈，具有突出的视觉效果。尺牍书法的新材质赋予了文字崭新的生命，连绵相属的纵式面貌使之更便于情感的表达，使书法一举跳出了“饰文字以美观”的萌芽阶段。

在笔法的表现上，书家有了新的追求，如东汉蔡邕在《九势》中对线条美感的体会——“藏头护尾，力在字中”“横鳞竖勒之规”，注重文字的笔势与体势。纸张的细腻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书家们在笔法上追求“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视觉效果，细观魏晋时期的尺牍，尤其是王羲之的手札，一些细节之处体现了笔法的精微奥妙，字与字之间的牵丝引带形成了连绵不绝的笔势，使作品整体笔意贯通、劲健畅达。正是纸张的细腻，使得笔法与墨色得以有机结合，有着竹简不能表现的“肌肤之丽”“骨丰肉润”的独特艺术效果。丰富多变的笔法，就算不知所云、不识其字，也能够感受到它的韵律、力度、美感，以及笔墨相发于纸张的神采、精神、气质。因此，在纸张尺牍上，情感的表达与抒发是第一要位，书写的内容成为次要，进而尺牍书法成为一种独特的书法形式。

在墨法的表现上，当纸与墨相结合，阴阳明暗、苍翠秀润、动静巨微尽在其中，如王羲之《丧乱帖》中的“顿、首、临、纸”（图3），《频有哀祸帖》中的“何、省、慰”（图4），《妹至帖》中“旦、夕”（图5）等字，墨色变化正如孙过庭《书谱》中所述——“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使线条看上去涩笔力行、苍健雄劲，这种具有抒情效果的墨色变化在竹简书迹中亦所不见。

正是由于纸张在书写上所表现出的种种优越性，使笔墨的功能得以极大地释放，为汉末魏晋之际行草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当纸张应用于书写，行草书所具备的动态性得以流畅展现。“回顾汉代简牍草书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行书多的简牍，每个字受到左右行文的束缚，往往横画缩短，笔势由横变纵，字体比一行书的作品更带有今草成分。由此推断，今草字体要进一步发展，还得从一行一行的简书中解放出来，藉助更加宽阔的书写材料，使用纸张是今草成熟的关键”（沃兴华《早期草体书法史略》）。所以说，纸张应用于书写，对于行草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推动作用，纸张的优越性使得行草书更加妍美。

三

汉末魏晋时期的纸张尺寸一般都不大，苏易简《文房四谱》载：“晋令诸作纸，大纸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寸。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所以那时的纸被称为“尺纸”，用来书写信笺、便条，习惯称之为“尺牍”。“由于纸张应用于书写，字形结体的大小变化，线条的粗细长短，书家们可以任意发挥，书写时能够达到疏散怀抱、任情恣意的境界，行气章法，纵横有象”（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行草书作为动态书体得以优雅妍美地展现，使得尺牍这种书法形制大兴，成为魏晋时期的代表书法。

士人们以纸张尺牍往来，除了实用之外，更是书法艺术的相互交流。尺牍不仅是书家文化修养的表现，更能体现其艺术才华。《汉书·游侠传》记陈遵云：“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臧?l以为荣。”庾翼《与王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可见人们争相保存的不仅仅是书信纸张的文字内容，更是对纸张上的绝妙书迹心驰神往，奉为至宝。更有甚者，以金求之：“卢循索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

魏晋时也常有尺牍书法争胜的事例发生。庾翼少时，书名与王羲之并列，但王羲之书名逐渐超过他，庾翼不服：“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尺牍争胜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尺牍书法竞妍的追求，另一方面在尺牍争胜的过程中，尺牍书风愈加成熟，书法家的个人风格也愈加明显。

尺牍书法的兴盛引起尺牍收藏、争胜等现象的出现，归根溯源的客观因素是纸张所具备的书写优越性，并且这一时期的书论数目也骤然增加，传王右军《自论书》中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书家们在表现自我、追求尺牍书风自身的中和美、形式美、表意美的同时，对书法本体的探讨也逐渐深入，使书法上升成为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独立艺术，魏晋尺牍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

四

纸张的出现引发了一场书法艺术的革命，可以说人们对这种非功利、非实用的书写美感的自觉追求，使行草书走向成熟。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而，与之相应的其他书写工具（笔、墨、砚）也随之改进。

魏晋时期，毛笔的制作技术也有了新的改进，始创披柱法的制笔方法，即制作时先以麻纸裹笔柱，再加披毛，然后深深地纳入管中。这种笔对于墨的存储有所提高，笔锋加粗加大，更加适宜在纸张上书写。

墨作为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之一，其好坏直接影响书法作品的效果。在纸张上，字迹呈现出竹简书所不具备的“肌肤之丽”的效果，墨发挥着重要作用；好墨作书，无论笔锋软硬，均可保持运笔灵活，不粘、不涩、不滞，并且有着“经数百年而墨光如漆，余香不散”的特点。随着制墨工艺的发展，魏晋时期更是发展了以胶和墨的技术，质量又有所提高，这不仅使纸张上的字迹清晰饱满，更使书作神采外耀，如东坡所喻“湛湛如小儿目睛”。

魏晋时期许多书法家都是善于造纸制笔墨的专家。传卫夫人《笔阵图》“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毫”“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曹魏时韦诞造的墨比当时的御墨更加上乘，《墨史》记载：“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南朝刘宋书家张永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当纸张应用于书写，为使笔纸相适，心手相合，笔墨等书写工具就有了改进，尺牍书法随之兴盛；而人们对尺牍书风的追求，也带动了纸、笔、墨的发展，它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结语

在纸张发明之前，虽然笔、墨、砚早已存在，但书法仍处于以实用为主的阶段，而当纸张大量应用于书写，书法审美逐渐由实用走向自觉，尺牍书法形式在魏晋时期达到一定高度。其因素有很多，包括有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思想哲学因素等，但最直接的缘由是纸、笔、墨等书写工具的改进。汉魏时期，书写工具的改进使得行草书书风妍美秀雅，形成崭新的风格面貌。在这个过程中，纸张的兴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催化剂角色。

图1 《得示帖》（局部）.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