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虽只活了短短的56年，但却无疑是晚清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他志在“治国安邦”，与科举入仕相比，书画、治印只是生平余事罢了。然而造化弄人，直到四十多岁时，他依然会试落榜，无奈只得捐一县令。此后宦游江西十余载，操劳公事，卒于任上。身为官宦，他的一生是清贫悲凉的，可正是他不屑为之的艺术为其赢得了巨大的身后名。此又为其幸也。赵之谦在书法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魏碑创作的深入及拓展。所谓深入，是指在他之前并没有书家主攻魏碑这一书体，包括邓石如、何绍基在内也只是偶有涉猎而已。赵氏则对于龙门造像、云峰刻石、《张猛龙碑》等北朝石刻施以巨力，成就斐然。而他篆书的最大特点即是魏碑元素的成功融入，可称为“拓展”的重要表现。这种全新的创作理念使他成为“邓派”书家群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其篆书的演变历程，本文将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分析。
1.四十岁前：以邓、吴笔意效“二李”体格
自乾嘉时期以后，习篆渐成风尚。很多书家在学书之初即把篆书作为根基，由《说文解字》入，以求“通六书、谙训诂”。赵之谦早年的篆书受时风影响，在笔法上宗邓、吴两家，兼学李斯、李阳冰，故而在结体上亦近于秦篆。秦刻石由于年代久远，所存世者或漫漶不堪、或摹刻失真，因此赵之谦认为，借鉴本朝名家之笔意来临摹古刻石，才是行之有效的学篆法门。在清代的篆书名家中，他首推邓、吴。这在他的《临峄山刻石册》题跋和《章安杂说》中都有论及：“《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即用邓法书《峄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又：“近日能书者，无过吴熙载廷飏，邓完白后一人也。体源北魏而藏其棱厉，出以浑脱，然知者希矣。篆法直接完白，刚健逊之。”
图一
图二
赵氏所临《秦泰山刻石》(见图一)横幅无年款。然临毕正文后，书家在界格中钤印文“赵之谦同治纪元以后作”，可知此作最早书于同治元年(1862)，其34岁以后。此行书落款极似何绍基，当作于同治初年，其35岁前后。此作用笔沉雄老辣，以顿挫涩行来表现原作高古的金石气，起笔重、收笔轻，墨色变化自然，苍浑中寓灵动之气，且尤得邓书之刚健，可谓少年老成。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横画起笔处非用“回护”之法，而是先纵向下按，随后再侧锋横拉。这是典型的魏碑笔法。这一特点在其40岁以后的书作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另有《篆隶二体书团扇》(见图二)，约书于其40岁左右。篆书部分乃节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线条瘦劲有力，走笔畅达无碍，体势张扬。无论在笔法还是气韵上，此作均具北碑之宏大峭拔气象。其点画之细或许是为了贴近原作规模，其蜿蜒回旋当与吴让之的影响不无关联，但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和新意又远远轶出了上述诸家。
2.四十至五十岁：融入魏碑，以强其骨、变其势
在晚清诸家之中，赵之谦对于篆书的求变意识可以说是最强的。一般来说，历代精擅篆书者欲出新意，往往于篆体一脉中汲取养分。因为自商周金文、两汉碑额至中唐李阳冰，可谓流派纷呈，体貌多样，无论在篆形、笔法还是精神上都各有特点。如何绍基、吴昌硕等人突破小篆樊篱，参以两周金文或石鼓，作品显露出高古浑穆的气息，这是上溯大篆、追本穷源之法。明末赵宧光、清代邓石如，或行笔率意，以草法写篆；或铺毫沉稳，借隶笔为之。但他们的作品终究是不离“篆引”之规的，藏锋古朴的篆意精神仍为其根本。赵之谦所处的同治、光绪年间正是碑学风起云涌、崇尚雄强豪放的时代。他于书法服膺邓石如，与此同时也受到阮元、包世臣碑学理论的启发，故而极具创见性地将碑学创作模式在各种书体中广泛实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碑学的全面实践者。这除了时代的影响之外，也需要书家的胆识和魄力，更是艺术天赋的一种体现。
邓石如作为“碑学”的开拓者，对赵之谦的影响是至深的。可贵的是，赵之谦对于邓氏的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作品的形貌上，而是对于他的碑学精神加以延伸。这就使他在把握作品风格时会按照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的经验来进行创作，并在综合实力上全面超越邓、吴。赵氏之所以选择魏碑作为习篆的突破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篆书点画的力量有着很高的要求。他对吴让之的评价也是“刚健逊之”，这足以表明他心目中高水准的篆书应该是刚劲而坚实的。
研究赵之谦篆书风格的形成，不得不提到与他同一时期的胡澍。胡澍是他在缪梓府中为幕宾时结识的好友，二人相交二十余年。胡氏年长其4岁，于书法、训诂皆擅，篆书学邓。其书婀娜秀润，行笔沉而不滞。惜48岁早卒，故其书名不大。从胡澍的篆书面貌来看，与赵之谦四十岁左右的书风无论笔法还是格调都非常相似，尤其是狭长的字形、温婉的笔致、横画起笔处的纵向顿挫以及竖画顶端的“斜角”状。赵氏曾言：“顽伯后，近人唯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胡澍）。熙载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荄甫不知何往矣。”我们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赵之谦对胡澍的推重之意和惦念之情。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胡氏对赵之谦的篆书有过直接的影响，只是赵之谦在中年以后进一步将魏碑中的露锋、方折、切笔等方法运用于篆书？这种一反常态、别开生面的篆书形神后来演变成为其标志性的风格。
书于同治九年（1870）三月的《篆书七言联》（见上图）是赵之谦42岁时的作品。联语曰：“别有狂言谢时望，但开云气不为师。”此作多用方笔，许多点画尤显锋芒，横画入笔纵切，铺锋挺拔而行，至末尾处果断右顿，绝不回锋。其形态并不饱满丰实，而是微呈“凹缺”之态，收笔尖露方峭。下联的“不”字，首笔甚至轻微上扬，有“斜画紧结”的倾向。三个竖画呈“悬针”状，在外部形态上与传统意义上的篆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通过“锋芒”提升了作品的精气神。有些弧线也变为方势，通过改变线的形质和增加字形宽度来表现魏碑的雄强体势和宽博意态，例如“时”“但”二字的“日”部、“言”“师”二字的“口”部。在结构的处理上，赵之谦也打破了小篆均匀整饬的布局，尽量营造出疏密、长短、高低、收放的对比，其目的即在于将趣味与动感进行最大化的呈现。如“谢”“师”等字，在不同层面的对比中相互映衬，妙趣横生。由于方笔较多，为使作品不陷于板滞，他同时夸张了笔画的弯曲度。这一方面增加了线条本身的韧性，另一方面也巧妙地调节了字的内部空间，可谓独具匠心。赵之谦能达此境，除了对篆、魏二体笔法、结体的熟知之外，他在篆刻中所具备的精深造诣及过人的绘画构图能力都是其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正是“一通百通”之理。若仅是依靠单纯的勤奋而不思变通、融会，必然无法写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