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瑾| 傅山与戴枫仲 ——遗民精神与书法交往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末录《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自序》，其中有云:
三迤英贤，服官各省，闻甲申北京之变，乙酉南都之陷，悲愤填膺，弃官高蹈，其派一也；在籍缙绅，或予告家居，或丁艰旋里，一闻国变，遂不做出山之想，膏盲泉石，耻事新朝，其派二也；虽非达官，而或为孝廉、或为明经，或为诸生，或为布衣，蒿目沧桑，时怀故国河山之感，其派三也；滇中循良，闻风解印，流连诗酒，啸傲林泉，作南荒之寓公，步西山之芳躅，其派四也；翩翩公子，随宦来滇，值社稷之变迁投岩穴以终老，其派五也；中原鼎沸，避乱远游，际易姓代兴之时，抱国破家亡之痛，寄迹六诏，遗恨千秋，其派六也。派别不同，而孤清凛冽，?�?秤诰晒慕酝�[1]
此序所列六派遗民之状况，虽仅限于滇南一隅，实际上当时全国各地遗民之情态皆当如是。《明遗民录汇辑》近一千四百余人中，山右只有十数人。这是因为南方各省主要反抗的对象是异族的入侵与统治，而山、陕、冀、豫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以前，就遭受了李自成大顺军战乱的动荡，许多士夫之家、王公贵戚，城破奔溃，无家可归，殉节而死，或遭毒荼者，所在多有。和南方遗民相比，忧患困苦，更为惨烈。今在散见的文献资料中，得知山西遗民当不下数百人，其故国情怀，倾祚遗恨，依稀可见。于此山右遗民中，傅山、戴枫仲便是杰出的代表。
一
在明末清初，傅山所结交的友人中，以戴枫仲最为相契。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门师承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朝代鼎革、社稷倾覆、华夷变迁的复杂环境中，他们的学问主旨、精神志向完全相同。
傅山出生于一个具有王戚关系的官宦之家。六世祖傅天锡曾做过临泉王府的教授，官阶虽低，儒风犹存。曾祖傅朝宣为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虽愤此不能扬显于功名，但家业之兴亦赖于此。祖父傅霖，明嘉靖壬戌（1562）进士，官至辽海兵备道参议。叔祖傅震，明嘉靖辛酉（1561）举人，官至耀州知州；傅霈，明万历丁丑（1577）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一门三凤，耀祖光宗，在当时的太原府也是颇为轰动的。父傅之谟，虽为诸生，授徒乡里，亦多有声望。可以说，傅氏一门，食明之禄，受明之恩，不下三代。
戴枫仲虽然没有像傅山家世那样有着复杂的王戚关系，但从曾祖始，三代宦途，在昭余一带当属于显赫的门第。其曾祖戴宾曾为直隶大名府通判。祖戴光启，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父戴运昌，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其食禄状况，不亚于傅氏。
类似于傅山这样的家庭，在李自成流民横扫山右、进军京师的过程中，无疑均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追赃助晌，屠戮王公贵戚，成为大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傅山一族，不但因此家庭破败，而原有田产为庄民新贵所占，而清初又有所谓的“更名田”，失而难得。所以，怀念故国，不与新朝合作，成为甘于清贫的遗民，此种原因不可忽视。
当然，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顾炎武不事二朝以母命为辞，李二曲不受征辟，以死抗拒。而傅山最初决心做遗民和其师袁继咸顺治三年付嘱的一封信有关。袁继咸明崇祯七年至九年（1634一1636）曾为山西提学佥事，恢复“三立书院”，选拔优秀的诸生讲习。其中，傅山是袁继咸最为爱戴的学生之一。明崇祯九年（1636），秋闱之后，为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被逮至京师下狱，傅山和薛宗周联合“三立书院”同学赴京“伏阙讼冤”，袁案获解，无罪释放，以原官起武昌道。南明弘光朝，袁继咸擢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江楚应皖。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被清军所执，押赴北上。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不屈，被杀于京师。袁继咸被俘之后曾有书信与傅山:
独子同忧患，于今乃别离。乾坤留古道，生死见心知。贯械还余草，传灯不以诗。悠悠千载业，努力慰相思。
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为其从容者。闻黄冠入山养母，甚善，甚善!此时不可一步出山也。有诗一册，付曲沃锡珽，属之门下藏之山中矣。可到未?（乙酉冬季）。[2]
临终又书一信:
前诗到未？若未到，门下不可往取，可嘱西河曹孝廉硕公缓颊取之，必藏之门下。所目今著《经观》《史观》二书，《经观》薄就矣，《史观》尚未竟，不知能终竟此业否？晋士帷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丙戌秋初）。[31]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亦有相同的记载:
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恸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4]
傅山“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是其对先师的一个郑重承诺，也是决心作故国遗民的一个重大原因。即使清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的征召，勉黾就道，但终以病托辞，没有参加考试。既周全了当地官员，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委实不易。
与傅山不同的是戴枫仲在明祚倾覆的那一时刻，正陪伴父亲于京师，亲眼目睹了大顺军的暴虐、在朝官员的冷漠和京师百姓的无奈。戴枫仲的父亲戴运昌，时任户部员外郎，因为请晌事，被人弹幼下狱，后来查明属于诬陷，冤情得解，但随即国变，京城大乱。戴枫仲在动乱不安的情势下，陪同父亲回到故里。戴运昌归里后，“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成为名副其实的隐逸者，也是一位真正的故国遗民。正因如此，枫仲“力学面明于古今是非”，注重节义，虽结交广泛，然从不谋仕途，其旨意与父亲同归。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其所建之“丹枫阁”也成为了全国各地遗民走访的中心。
甲申国变之后，傅山与戴枫仲的交往越来越亲密。相同的故国情怀，相同的遗民态度，成为他们交往的纽带。先是甲申（1644）二月，李自成率众进入山西，大学士曲沃李建泰措饷抵御大顺军，聘傅山为军前赞画，傅山从太原前去平定州迎接。适太原城破，傅山滞留平定，先后避难于平定、寿阳山中或亲友之家。
三月至五月，李自成进入北京，草草登基。后是清兵入关，赶走李自成，顺治称帝于太和殿。紧接着是南明弘光帝即位。八月，傅山出家为道士。此种变迁对傅山来说，如此之快，料想不及，其痛苦之状可想而知。此见其甲申守岁诗:
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庚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掩泪山城看岁除，春正谁辫有王无？远臣有历谈天度，处士无年纪帝图。北塞那堪留景略，东迁岂必少夷吾。朝元白兽尊当殿，梦入南天建业都。[5]
此后，傅山一直流寓于平定、寿阳或汾阳一带，以道士的身份，行医谋生，走访旧友，兼有恢复之意图。清顺治六年（1649），姜�?反正，兵至汾阳，薛宗周、王如金见明号而加入其中，后战死太原。这对傅山谋图恢复的愿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顺治七年，至祁县访戴枫仲，遂成岁寒之友。傅山《叙枫林一枝》有云:
枫仲髻年，受知于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因其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助，竟成岁寒之友矣。[6]
所谓“古道相助”，即傅山每遇困难，全靠戴枫仲接济。甲午“朱衣道人”案，对傅山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在朝的官员，还是在野的友人，多为傅山开脱。戴枫仲更是多次探监，予以宽慰。并忙前忙后，上下关说。此后等等，不一而语。
这种遗民的情谊还不仅仅体现在彼此的关怀和相互帮助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决不能让为大明殉国的节义之士的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也不能让遗民文献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流失。为此，他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及所见所闻进行记录或书写传记，并互有侧重。在这些传记资料中，他们都站在遗民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傅山在《明李御史传》后云:
甲申之变，李公邦华死，倪公元璐死，马公世奇死，孟公兆祥父子死，金公铉死。晋自曹公于汴云亡，无真讲学者矣。……甲申以后，刘公宗周死，黄公道周死，左公懋第烈死？袁公继咸缧不官死，金公声死，艾举人南英倡义劳瘁死。诸生则吴应箕，刘城死。又陈公子龙死，杨举人廷枢死。皆世所称为门户者，亦何死者众也? [7]
于《汾二子传》后亦云:
从古无不亡之国，国亡后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无论成败，即敌国亦敬而旌之矣。[8]
于《明户部员外止庵戴先生传》云:
傅山曰:戴先生晚成，官不大，又不久，迹三数行事，可不谓能厥官。然余传先生，特取甲申以来居鹿台二十三四年，风概有类汉管幼安也。先生同年友蒲坂杨公蕙芳亦不出，先先生数年卒。鸣呼！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先生初成名，即自号止庵，于今乃信。[9]
傅山传后所称颂者，或为国而捐躯，或隐逸而明志。戴枫仲书传亦然。
戴枫仲《半可集》既收录了其为守晋土与大顺军作战而亡的大明官员而书写的传记，如《蔡忠襄公传略》《周将军传略》《卫巡抚赵布政毕巡道三先生传略》，还用更多的笔墨记录了被清兵所逼而宁死不屈的名臣传记，如《总督江楚应皖兵部左侍郎袁公传》和《何太师传》。这里的蔡忠襄公即山西巡抚蔡懋德，周将军为镇守宁武关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卫巡抚为大同巡抚卫景瑗，赵布政为山西布政使赵建极，毕巡道为山西巡宁佥事毕拱宸，这些镇守山西的官员在傅山的《霜红龛集》里都有专门的记载，后来基本上都入录了《明史》。而不降清廷的袁公、何太师即傅山和戴枫仲的恩师袁继咸和南明永历朝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何腾蛟。尤其袁继咸传是傅山和戴枫仲商定由戴枫仲来写的。
戴枫仲的豪气一点也不亚于傅山，正像傅山所说的 “为人在儒侠之间”。枫仲在《何太师传》有这么一段记述何腾蛟:
公笔立不屈，乃曰:“吾上撑日月，下奠山河，非昨者奸镇误我，誓将尽扫胡尘，一洗中土，令汝辈血流荒服！今有志未就，天也。死，自吾份，岂能层膝犬羊哉！”[10]
何腾蛟死于清顺治六年（1649）正月，戴枫仲写此传至少不早于清顺治七年（1650）。要知传中“尽扫胡尘”一词是犯大忌的。但遗民之情感到此不得不发，生命已完全不顾，这就是遗民的刚烈与操守。
如果说傅山入山为道士，在行动上是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抵制与反抗。而戴枫仲已经意识到保留遗民诗文、整理故国文献是对华夷之辨更加长远的一种打算。
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甲午“朱衣道人案”傅山出狱不久，戴枫仲就提出来刊刻傅山等遗民的诗集，其初衷见枫仲《叙晋四人诗》:
丙申春，与公他先生徘徊崇兰老柏下，?衬罱娜瞬攀康蛐淮。蚁壬刖邮迪壬冢袷倜⒓咀蛹唐穑砸皇备卟牛土舨菀啊Ｓ澡髌拢愿鞅附艘恢帧Ｉ讨壬壬豢桑谠�:“我非诗人。”自知甚审，且声色坚绝，不敢固请。余亦知学道身隐者之无事雕虫也。而于四人之诗，自不能已。积三年，所先梓寿毛、居实、季子之诗皆仅仅得之者。复请诸先生，先生不可如前。遂不谋之先生，远近有藏先生之诗者，构录授梓。集成，名之曰“晋四人诗”，盖余所知晋四人也。即四人之诗，余亦未之尽见。大约四人者，心同学同，瞻识议论同，时命同，其诗则不必其同，才力厚薄，分定故耳。诗各有叙例，稍见品并，不覶缕也。回视老柏下语，又六年昭余戴枫仲书于补岩居。[11]
其又辑录《皇明百家诗选》，和傅山共同编撰同学郭九子诗集为《旷林一枝》，并于辑录、编撰之后，各写序言置于篇首，以述其志。遗民之心，昭然若揭。
二
当甲申国变之际，故国遗民，志在恢复。壮怀激烈，死而后已。无论是北国还是南方，不时有举义、有抗争。当清廷采取残酷手段，屠城杀戮，武力征服之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只好暂且屈服，士子遗民们也只好隐忍遁迹，以图将来。而在此中，“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反思兴亡成败的原因，亦大有人在。
黄宗羲在浙东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王夫之隐居石船山写下了《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宋论》，孙奇逢避处苏门夏峰编撰有《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李顒在关中则有《悔过自新说》。更重要的是顾炎武，逃避祸事，远离家乡，流寓于山陕，而著述有《日知录》《肇域志》等。如果说北方的孙夏峰、李二曲之传播理学具有以夏制夷之意，南方的黄梨洲则从学案入手，反思人心，王船山则从历史的得失中总结教训。颇为有意思的是，顾亭林的反思是“亡国与亡天下”，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抛开了宋明理学，直奔汉儒，主张经世济用。这一切恰好和山西学术圏的思考是一致的。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第三章中专门列有一节《一六六○——一六七○年代山西的学术圏》，这个学术圏的核心人物即是傅山与顾炎武，而起一定作用者则为戴枫仲。而这个学术圏的参与者并都是非山西人，如潘次耕、李天生、朱彝尊、阎尔梅、屈大均、申涵光等，即使是阎若琚虽籍贯山西，但居住淮安已历数世，只是乡试需在原籍，故有往来。白先生在书中言及的这个圏子涉及的学术问题应该是全面的，但因为是站在书法的角度上来阐述，重点放在了考据和金石学的探讨上。实际上这个学术圏无论如何博杂，主要研读和讨论的是经史，这和夏峰、李二曲、黄梨洲所关注的宋明理学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更多反映的是遗民们不仅怀恋故国，以故国学术相表彰，而是接武汉学，表现出和与朝廷官学拉开距离的决心。傅山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经史小学的批注与议论上，因为其学术思想散见而不成系统，所以远没有顾炎武、黄宗羲等影响之大。即便和傅山特别友好的顾炎武在《广师》篇中也有如此的评说：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12]
顾炎武所敬佩的学人皆在学问的安稳上，唯对傅山评价局限于天赋，这说明了傅山学术思想的光芒与其不系统的矛盾。然顾炎武是深知傅山的，他在给门生潘次耕的一封信中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次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经历未衰，或为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13]
由此可见，傅山的不轻言著述，怕误导后学，或是其学术不系统的原因之一。然而，细绎傅山传世遗作，傅山读书与思考应当是系统而有选择的。
傅山阅读量最大的是史书。据《傅山全书》所收录批点史书统计，正史部分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官修史书。如果说傅山的家学是《左氏春秋》和《汉书》，而傅山在崇祯年间主要攻读的是《汉书》和《后汉书》。为了读书的方便，他在儿子傅眉的帮助下，编撰了《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后来，又编撰了《春秋人名韵》，今惜为残本。此种编撰，依傅眉的说法，“是吾家读书一法也”。实际上，鼎革后傅山的读书更广，并给予更多的思考，其中不乏遗民情感的存在。即使是零星的眉批，从中也可以看出其言辞激烈背后的情绪。
《傅山全书》卷七十六《晋书批注(下)》于“载记”《刘元海传》“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句，墨笔旁批：“胡奴，不劳尔！”于“尤好《春秋左氏传》”句，旁批：“可厌之极。”于《石勒传》“令曰：武乡，吾之丰沛”句下，旁批：“狗奴！”于“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句后，旁批：“不知是那个狗奴秀才替羯奴妆点。”于“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句，旁批：“臭狗奴套话，胡奴也来捣。”等等，不一而足。倘若说傅山读史书，基本上还算客观的话，那么，对胡人乱华或统治上国，无论是批注还是议论，都有不客气的语言，这种华夷之辨的心态在满人当政下表现得非常强烈。《傅山全书》中《杂文·张轨李暠论》有云：
张武公轨、李武昭暠，经术文雅，竟欲圣贤。矢诚弱晋，先后一辙。司马家书，略生光焰，两先生实秉炬也。葛撮先生尝反复目在，起敬起慤，头俯至地千余年，后之人亦何与于晋而不能为晋叹泣？晋既往矣，若二先生之至今在也。
从来忠臣孝子，非忠于其君，孝于其亲。性情之事，不得单复究之。自忠自孝耳。自忠自孝乃所以忠，君当奈之何？不能不尔者，孝亲也。故张、李不尔晋，天也。是天也，不独张、李有之，而张、李能不昧其天也。天至如此，亦难戴也。而后世能历险艰而顾视者诸葛武侯以一隅之力扶全天者也。若张、李两公者，亦可谓于西凉见昭昭之多者也。[14]
同书卷三十九《杂记·道学先生》亦云：
自宋末入元，无一个出头地人，号为贤者，不过依傍程朱皮毛萌袂，侈口居为道学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论，尚便便言圣人《春秋》之义，真令人齿冷。独罗教授开理举义死节，而合门三百灶，耻仕胡元。此才是真道学，圣贤之泽。元既亡，而我明兴，尽有抵死不肯屈仕之人，岂可谓不知食人之食，死人之事之义者？然而人为狗死，可谓知人禽之辨哉？既失其身，不得不然。灼见可否？在出身之先，始无后弊。[15]
实际上，傅山所读之书远不止这些，《史记》《礼记》《周官》《说文》《广韵》，以及诸子、佛道两书，也多有批注于议论。当然，傅山读史、读经、读子，乃至诗文，不完全是为了发泄易代之怨气，其学其识可能还要宏阔深远。只是华夷之辨、遗民情感的不时流露，便赢得了同气同声者的关注和响应。
戴枫仲读史与傅山多有同工之处。其《半可集》上有《刺客论》：
嗟乎！吾读《刺客传》而愈益悲。子长之痛心也，痛不在于专诸、豫让、聂政、荆卿，而隐痛在于曹沫。沫为鲁将，三战皆北，而庄公犹任之为将。及柯之盟，匕首一发，而所亡之地尽复，视庄公之所以待沫，沫之所以报鲁为何如也。李陵之降，子长以为身虽陷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以报汉。而子长遂被腐刑，其心未尝不日夜望陵之如此也。然亦心知陵不能如此矣。自沫至轲，五百余年之间，仅此五人。使陵既降之后，或成或不成，一刺单于，于荆卿传末系之，以其后百余年而有汉之李陵之事，犹足以塞全躯保妻子之人之口。此其心子长复不敢以语人，而唯自为疑信，隐忍庶几，竟至于没，以不见为恨也。嗟乎！痛哉！[16]
同书《书陆机陆云传后》：
二陆虽有经正之学，少年负才，不甘沉冥。既而入洛，而嗜欲深天机浅矣。然无奇节表见，毕竟非奇人。孙惠之言曰“不意二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极中其昧哉”。 [17]
枫仲藏书宏富，傅山家庭破败之后，常常借书于戴枫仲。枫仲后来造“丹枫阁”即为藏书而所建，在北方颇有盛名。傅山读书好批注，读过即还，所以，戴枫仲的读书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傅山思想的影响。正如傅山在《题宋元名人绘迹》中所说：
贫道侨西河，则薛子文伯、王子子坚与游，而西河之人谓薛、王被贫道从而废。侨艾，则白子居实、范子垂云与游，而艾之人亦谓白、范被贫道从而废。今戴仲数数自昭余来徵书问字，则昭余之人无亦谓仲被贫道从而废耶！[18]
由此看来，二人学问的高低虽然有所不同，但主旨尽然。这种互相交流、互相激励的结果，不仅影响了晋中一代遗民、士子的学术追求，更由于顾炎武、阎若琚、潘次耕、李天生、朱彝尊等人的交游往还，参与其中，这一代的学术逐渐由图谋回复的意念转变到对整个文化的深刻思考，“亡天下”与保种族的观念开始在人们的心中确立。反观此时期这一区域的学术明显和其他地区有别，经世济用、学以致用，直接原儒、承继汉学，是这一地域的学术现象。重视金石、小学，寻绎经义，发挥诸子，随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王国维称清初学术之大者，由此可见一端。
三
在现存的傅山书画遗迹中，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写给戴枫仲的。其实，在明清易代之初，傅山就以敏锐的眼光劝友人戴枫仲及陈右玄，及时收藏散见于市面上的宋元和明代字画，因为这些字画很多都出自于官宦之府和收藏者之家，由于大顺军追赃助饷、兵乱抄家而流于兵市的。傅山有《题抑甫画》云：
此河东府将军宗室抑甫笔。抑甫于画，实不济事，而自置不常。若其于读书苦心，则宗室中绝无此人。与王中丞浦鹤、钱辉县虚舟、杨佥宪定一、李司马以仁辈结诗社苦吟。吟差胜于画也，然多识字，以其能细读《文选》诸赋也。甲申，两子被杀，抑甫亦病死。[19]
明崇祯十六年(1643)末至十七年(1644)初的兵乱，给山西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王府宗室，被杀者殆尽。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文玩字画毁坏大半，流落于市者寥寥无几。傅山每见此便甚为痛心，《题宋元名人绘迹》中即有所述：
此册中多爽凤黄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晋官承奉者，故多得晋分藩时书画。而孝廉又博学，精赏鉴，以文章从龙池先生游。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间为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间，曾留贫道冰龛，颇细为删存之。既而流转好事俗人之手，转拱陈掾。昭余戴仲子，以世家郎不屑屑裘马，好书爱画，真有土炭酸咸之癖于中，不受毒药攻伐，复得而藏之，此顾物遇之数之长常。然遭此丧乱，天下名人书画粪盒灰烬不知凡几，即幸而未坏，归之市井腥膻之手劫厄极矣。此册何幸，得岿然公子补岩，亦大良缘哉！亦大良缘哉！
其中“枯柳寒鸦”一章，则右玄得之甲申兵市中。“梧桐”“美人”及毛女粗绢作“绿杨红杏”三版，又系贫道冷眼物色于晋祠一财虏家，告之仲，仲虽赚而有之，附集中。其颠痴之趣，大似赵之固之于兰亭佳书哉！[20]
关于对古书画的收藏，戴枫仲《半可集》上《管夫人小画记》中亦有记载：
绛孝廉韩霖雨公出游，必携管夫人道昇小画随所侨悬焉。国变失之，太原陈又玄得于兵市。公他先生自又玄易之于崛围山房，怜韩也。仇犹高向紫见而咄去，爱画也。余后十五年购高生所得之。[21]
傅山 天龙禅寺五言诗篆书轴 纸本 160.1x59.3cm 上海博物馆藏
傅山之所以劝说戴枫仲收藏流落于兵市的古代书画，一是出于对这些传世之作的保护，二是因为戴枫仲的家境在兵乱之时没有遭受大的冲击，有能力来收购这些即将毁灭的传世之作。而戴枫仲对书画收藏的爱好，却不仅仅在于家庭的殷实，而是源于家学的滋养和自身的素质。他曾经在《序瓮山小集》有言：
戴廷栻曰：瓮山公与白岩、虎谷两公同时，且友善。白岩公小篆圆转茂美，毫发无憾。虎谷能汉隶，时小出入。瓮山真书似西涯相公。[22]
瓮山、白岩、虎谷，这些书法明贤现在已难以细考，但从戴枫仲的评价中，能感受到晋中一带篆隶二体在明末清初的繁盛景象，同时也反映出戴枫仲对书法的熟悉程度与风格判断。如果说傅山、戴枫仲对流落的古书画收藏的行为是为了保存有明山右文化免于毁灭的话，那么戴枫仲对明遗民文献及书画的收藏就有了怀恋故国的意义。戴枫仲《半可集》下《晋逸诗序》：
甲午秋，予以绢素索书于公他先生，先生书三则付之曰：“此我所知太原三人，吾爱之敬之，其性情如此，子定解爱之敬之，幸为传之无使泯焉。”[23]
甲午（1654)秋，傅山因“朱衣道人”案正羁押于太原府狱中，等待审判。尽管有朋友在外周旋和当地官员为其开脱，但狱中的生活对读书人来说是十分痛苦而寂寞的。所以，探狱陪伴便是友朋相助的一种方式。学医的陈右玄就曾经在狱中陪伴傅山月余，朱木公、白孕彩作伴三月。戴枫仲则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傅山索书，使傅山打发孤独与寂寥。《晋逸诗序》就是这样一种范例。但戴枫仲索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保存资料，不仅仅是诗稿之类的文献，而且包括了傅山的书画。傅山在狱中不仅写了《晋逸诗序》中提到的太原三先生的小传，介绍给戴枫仲，还写下了不少传世的书法佳作。如《讲游夏问孝二章》、道教的《三官真经》和佛教经典《金刚经》。次年夏，傅山狱中又为枫仲写了小楷《千字文》。其实，傅山在狱中为戴枫仲所抄所写远不止这些。近年新发现的傅山狱中写的一封书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枫兄数数顾我狱祠，心言绽华，私觉灵光又加拂拭于半年前矣。三日刮目之言，枫仲真足当之。见仲疾恶之严，乐善之诚，赋诸天者独厚。最宜自爱自敦，不可稍稍涉于俗学。柳河东《车说》，其中内外方圆之辨，甚有益于学问。山尝诵诗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之言，古人胸襟空阔，陶镕万物，何高厚也！学士安用，屑屑较量人物于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吾师，吾师，孰谓刻薄之学术哉？故对俗人则学问气佳矣，若对大贤则学问气又俗矣。人当少时不能有得而不扶，渐长渐化，向之所扶，皆不长俊，局量久而日虚矣。君子虚受圣人于咸，舄以之咸，感人之义，而乃云受。何也？能受斯能感，盖隘故也。山爱仲敬仲，苦口于仲，请尝思鸢鱼诗泽之山虚受之象。数年后，自枫兄处陶得几人为善士，补造物之德，医风俗之颓，非仅仅一文章士相期也。偶得此笺，为仲作楷，不敢写空言耳。山。[24]
正是傅山对戴枫仲的这种情谊和信任，傅山不便出头露面之事，常由枫仲帮忙处理。《傅山全书》卷二十七《书札》录有傅山与戴枫仲之书信：
弟昨入城，擬一见臬司，而少礼，劳为赊茶扇充之。今日想不得见，复当先为展意。目下需费尚欲向兄为陈汤无行之事，不敢相强，亦不得不□枫仁兄浼也'数无定，令息眉口商之。弟山。
……臬司画册，不得不应，恐画成促裱则无边材，求兄先为之地，不必宫綾，但淡月白绢即可耳。以彼人近多嫌怨，不便弟亲嘱也。枫仁兄，山顿首。[25]
此二信中之臬司，即为山西按察使杨思圣。杨思圣清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入山西按察使，清顺治十三年（1656)十月即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在晋仅一年。傅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无罪出狱，次年三月，申涵光、殷岳、周容先后至太原访杨思圣，四月，申涵光即返里。所以，傅山和申涵光、殷岳、周容三人的订交可能是在此时，因为次年夏天傅山已到了江南，大约到了秋末傅山才回到山西。申涵光《杨方伯传》中所说：“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髙士也。博学，兼通医。其人素难致。而公在晋时，曾折节式其庐。”应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申涵光、殷岳、周容至太原访杨思圣时，傅山托戴枫仲“劳为赊茶扇充之”，当在傅山回并后，表示一个回访的礼节。至于后来傅山千里奔轵关为杨思圣治病，未至，杨故。说明二人的关系虽不见面，已为知己，多有往来。当然，其中不乏戴枫仲的作用。《半可集》收有戴枫仲《题傅公他画寄杨犹龙先生》：
那许灵芝茹，苍生在大荒。玉山巍鉅陆，秀色起岩廊。相业需元老，新诗看盛唐。乾坤收拾得，太史旧文章。[26]
戴枫仲对于傅山的书画颇有经纪人的角色，他们的友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向傅山开口，有的想接济傅山又恐为傅山所知，唯通过戴枫仲这一环节周转。此见《半可集》上《题傅道翁乔梓画册》：
慧业文人，邱壑至性，即丹青小技，一花一鸟，一木一石，莫非幽兴。此公他先生桥梓小画六叶，先生少年笃好书画，古今图籍无不博览，得其用笔之妙，兴之所到，聊一为之，纯以己意，不类前人。盖乘急戒缓，不入流而一往来者耶！寿毛不学乃翁，时用古法，犹小米之于老颠，虽有离合，正自家教。癸卯夏季，晤凫盟太原侨中，纵谈古今，流连累日，属余购之。因出素藏者以赠，是十年前得之西河道蘧者。知凫盟之不以为兰，即以为马，画者购者赠者指之非指，漆园之叟得之。[27]
清康熙元年(1662)后，戴枫仲对傅山书画的收藏更为用心。他一方面收藏傅山的文稿，充入记室，一方面将书画作为艺术品予以收藏。这其中包括傅山的贺赠之作。枫仲之父止庵先生大寿，傅山画《硕果图》亦贺：
太老先生大寿，台兄称觞，凡我知交，皆当登堂四拜，为山右硕果祝椿龄，正拟彤进，而理华见止，遂不敢违旨，滋高贤桥梓之劳。呵冻写得《硕果图》一章展诚，懒人不设色久矣。仰止太翁坚贞之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因此鸣草莽遗士之向往于夙昔者乃尔。仪状别具。曾六哥感台兄为丹青之知，写得浅绛山水一幅，躬往致祝。弟嘉与此作秀润苍翠，便欲跨吴下阿瞒而上。艺至此，顾不易得。良由为知己者搆，针芥之合所天见焉耳。因为题之，复庽弟仰止之意于中也。此兄笔大造妙，贵县有好事者求鼎嘘嘘，弟亦不得悬断。惟台兄不惜齿牙，俾有所益，幸之。弟山顿首。[28]
枫仲花甲之寿，傅山有《题自画高阁飞泉图》赠贺：
阁中贮书，书贮公子。书山书水，深高厥枳。百岁除六，冊年裕止。他珍非珍，我玖乃玖。登阁岂飞，壬承以癸。所之无尤，在鼎之旅。顢頇非禅，道似顽鄙。顽鄙寓言，实食气母。侠终方儒，儒寿在腐。糟粕日蜕，轮斫自喜。储与扈治，枫真丹矣。丹须霜教，元期贞起。枫仲仁丈六十寿，题画瑱介。傅山。[29]
傅山晚年最得意之作应该是《丹枫阁记》与《草书千字文》。《丹枫阁记》原是戴枫仲康熙初年依梦而写的一篇散文，文中记述的是枫仲所梦丹枫阁的宏伟建筑和美妙的环境，颇有庄子闲适的味道。傅山由此抄录了这篇散文，并题跋其后。傅山、戴枫仲文以字显，字以文传，相得益彰。《草书千字文》是傅山应戴枫仲之请而写的，时已年迈多病，但豪气犹存。其于书后有跋：
枫仲要书《千字文》，实三四年矣。老我两腕如铁，岂复能矜庄应之。兼以眼花，下笔(黑知)(黑主)，皆属猜拟。今春既杪，鞴驢将入管岑深处，而使适来，勒理前约。败笔一支，是村侨终日握之以刷土墙者，雅与老掔相宜。枒楂其豪迈，然支离实赏厥真，振懒终之。再一回眸，欲不自辨。本不良书，而繆膺知声，良可笑也！若复迈山，便须嗔我管城大不边幅，是非所望于枫者耶？山附记。[30]
戴枫仲的收藏后来不仅限于傅山的作品，傅山的儿子傅眉、侄子傅仁、孙子莲甦俱在收藏之列，这已不仅仅是遗民之间的往还问题，二十年情感已经凝结为世家之关系。这种关系的超越，既是遗民精神的延续，也是遗民不世袭的现实走向。戴枫仲《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迹》云：
当论文字比之，古文、籀篆则典诰，以及诸子，汉隶则史记汉书，楷则则晋唐文章耳。至于今之楷，今之时文也。此中变化出没途径甚多，须专心致志，将历代书法一一临摹，得其精神。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然后纵横行止，无不如意。若游戏墨池，各是俗师。轻非往古，终难入晋唐之室也。傅公他先生书法名天下。祖孙父子一堂授受，如右军大令各臻其妙，神奇浑璞，时人必未尽知也。黄先生石斋，与马先生君常论书，晋唐后首推公他，次李燧臣，次王觉斯。燧臣者武安李尔育也。董思白见燧臣书大击节，称善余。丹枫阁藏思白书东坡黄州赤壁词赋，燧臣跋，其卷后如此。公他有子曰眉，眉之子曰莲甦，三世习书。俱自王出，真行外公他之急就，眉之小篆，遂成独艺。莲甦能世其业矣。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与每秘而不肯传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公他幼习唐隶稍辨其肥扁，又似蔡李之类，后悔而改笔，一宗汉法。眉得荡阴令梁鹄方劲法，莲甦得淳于长碑之妙，而参之以白石卒史孔宙，虽带森秀，其实无一笔唐气，杂之于中。二子高古矣，公他则入于化，公他道德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者也。[31]
尽管戴枫仲评述的是书法，但道德文章是那一代遗民所标榜的，因为只有道德文章才能够直接对后世起到启迪的作用。陈寅恪读傅山《霜红龛集》至《东海倒坐崖》一诗中“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32]
四
傅山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与世长辞，之前二月，傅眉先逝，这对傅山的打击是致命的。自知不久于人世，所以，下帖在官场的友人对其弱孙予以看护和照顾，其遗嘱中并没有托付两孙于戴枫仲，而戴枫仲也未见有祭文与怀念的诗，这是十分蹊跷的事情。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戴枫仲年事已髙，满六十七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戴枫仲的儿子戴记为了捐官，将顾炎武存储于戴家的钱财悄悄地使用了。[33]这不仅伤害了顾炎武与戴枫仲的关系，也使得寓居于晋中一带的遗民渐渐地疏远了戴枫仲。为了归还顾炎武的钱财，戴枫仲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一部分财产，家道开始出现了衰落的景象。为此，枫仲不得不在七十髙龄之时先后出任曲沃教谕和闻喜县学训导，虽然这是个不入流的官衔。
但实际上，戴枫仲对傅山后人的关怀始终没有停止。傅山与傅眉去世二年后，傅眉长子莲甦请戴枫仲为其父写传，戴枫仲含泪写下了《髙士父寿毛行状》，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鸣呼，余见寿毛之弱冠以迨于壮而老死，又见儿子之读书励志，克有成立，葬其祖父。则余之阅世已久矣，回思四十年事，话言嬉游，学问相长，忧患与共，历历如在目前，不少良朋，取次凋谢，有人琴之感。而余衰迟慵惰，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为尤可悲也。[34]
注释：
[1]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0页。
[2][3]《傅山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9页。
[4]《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5]《傅山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页。
[6]同[5]第367页。
[7]同[5]第341页。
[8]同[5]第354页。
[9]同[5]第348--349页。
[10]《半可集备存》，云文斋石印本民国五年(1916)版，下册，第51页。
[11]同[10]下册，第6页。
[12]《顾亭林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3]转引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21页。
[14]同[5]第549--550页。
[15]同[5]第778页。
[16]《半可集备存》，云文斋石印本民国五年(1916)版，上册，第21--22页。
[17]同[16]上册，第32页。
[18]同[5]第407页。
[19]同[5]第410页。
[20]同[5]第406页。
[21]同[16]上册，第52页。
[22]同[16]下册，第14页。
[23]同[10]下册，第10页。
[24]本文配图《丹枫阁记》，由白谦慎先生提供。
[25]同[5]第478页。
[26]同[16]第6页。
[27]同[16]上册，第53页。
[28]同[5]第484页。
[29]同[5]第417--418页。
[30]《傅山书法全集》，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七卷，第2134—2135页。
[31]同[16]上册，第52—54页。
[32]《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
[33]《顾炎武全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21卷，第154页。《答三侄书》注(六二)条引顾炎武残稿：“而山右行囊五百金寄戴枫仲者，为其子窃去，纳教谕之职。以此捉襟见肘，尚未有就。”
[34]同[10]下册，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