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书评：兰亭新探案--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读后
祁小春 江苏南京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书法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学术成就： 日文著作《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王羲之论考》《中国書法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合著）；中文专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王羲之〈十七帖〉汇考》《山阴道上—王羲之法帖研究丛札》（增补修订本）《古籍版刻书迹例说》等以及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兰亭新探案
——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版）读后
好的考据文章如探案小说，抽丝剥茧，渐渐揭露真相，令读者欲罢不能。承小春兄赐下《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的增补修订版，利用在西安的两天时间拜读一过，快感频频，在书的天头地脚随笔了一些学习心得，简单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按照书前说明，作者关于王羲之的系统研究，计划为书人、书迹、书论“三部曲”。日文版的《王羲之论考》（2001）和中文版的《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2007），算是书人研究的总结；《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与本书，则是书迹研究之第一阶段成果；书论研究尚在筹划中；待以上三阶段的研究基本完成后，作者还计划“在此基础上整理一部完整详实的《王羲之文集》，点校注释”。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重要书迹，“天下第一行书”岂是虚名，唐代以来即被热烈追捧，钩摹、刻帖、集字、临写，各种玩法不一而足。直到1960年代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今本《兰亭序》可能出于智永伪托，一石激起千层浪，高二适乃作“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之商榷，由此拉开《兰亭序》真伪争论的大幕。1973年出版《兰亭论辩》，舆论一边倒，郭沫若的意见有无数拥虿争先恐后地附和支持，只有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少数人，因为观点不同而成为“唯心史观”的代表，被打入“另册”。1979年以后局面大逆转，是高非郭属于“政治正确”，于是一干研究者又纷纷倒戈，宣称自己的“先见之明”，整个事件中，难得见有纯学术立场的“客观”研究。
《迈世之风》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兰亭序》，本书也有相当篇幅涉及此问题。
与郭沫若“高屋建瓴”的宏阔之论不同，祁小春更擅长从细微处下功夫，其思考之缜密，叹为观止。因为书法的缘故，《兰亭序》可能是抄写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数句，普通读者也耳熟能详。可是极少有人认真思考过，时任会稽最高行政长官的王羲之，在暮春时节应景地举行一场修稧雅集，何以会如此低调、清冷。
在“‘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的深意何在”的短篇札记中，祁小春首先引王羲之所作兰亭诗亦有“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音，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之句，证明当日兰亭盛宴，确实没有音乐歌咏，只是饮酒赋诗，气氛比较低调。由此确定，文章中“无丝竹管弦之盛”乃是写实，而非修辞策略。于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加以讨论，结合当时北伐战争和殷浩与桓温之间的矛盾，认为王羲之罢丝竹管弦，并非厉行节约，真实动机是“考虑当时举国上下处于战争状态，出于自肃目的而保持低调，不欲大事声张”的缘故（27页）。这一意见颇可以为治南北朝历史者提供参考。
信息时代，不断有新材料涌现，需要研究者及时应对处理。根据郭沫若文中自述，他之所以质疑《兰亭序》，乃是受李文田跋汪中旧藏《定武兰亭》的影响。因为李文田的跋文曾经刊载于昭和十三年（1938）日本《书菀》杂志兰亭特辑中，其中多篇文章隐约涉及《兰亭序》的真伪，朱剑心据此写过一篇“兰亭序研究的参考资料——介绍日本《书菀》杂志特辑兰亭号”，影射郭沫若在观点上存在抄袭的可能。朱的文章写于1965年，直到2015年才收入《金石学研究法》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祁小春为此专门复核《书菀》中的所有文章，证明虽然“有些只言片语谈到《兰亭序》字迹是否可信，但并无展开讨论，而且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相信《兰亭序》为真的立场上来讨论各种版本的异同而已，这点与郭文的质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42页）。这篇札记的意义不在于为某人辩诬，而是保护学术研究的纯粹性——此即所谓学术是非，无关个人好恶。
历来对《兰亭序》的研究偏于书法学，收入本书下编的论文“文献中所见的《兰亭序》”，则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章全面梳理《兰亭序》的文本文献、实物文献、记录文献的变迁情况，涉及以下三方面问题：撰著文章的真实性，文本标题和正文的增改，文本著录引用时删减裁割；原初写本的来历与湮没，写本的手稿特征；萧翼赚兰亭及衍生故事辨析。因为缺乏强力史实证据，迄今为止，研究者对许多问题都未能达成一致，故祁小春在文末指出：“这些问题还很复杂，尚未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样的意见对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显然有益。
作者对不同观点有充分理解和包容，但对《兰亭序》的真伪，则有鲜明的个人主张。祁小春支持郭沫若的论点，并补充了两项重要证据。
《兰亭序》墨迹第一行“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其中“癸丑”两字拥挤在一起，只占约一个字的空间。通常的意见是王羲之酒后拈笔遗忘，事后补填，所以如此。郭沫若已经提出怀疑：“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祁小春的札记“《兰亭序》中的改动涂乙现象”，进一步考察《兰亭序》的稿本属性，指出今天所见以“神龙本”为代表的《兰亭序》，应该是一份誊正稿，由此提出疑问：“我们甚至可以同意后人对这一处空白的部分解释：王羲之当时临文微醺，真的在草稿时忘了当年干支，从而留下空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后来在誊正时难道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想起来？还需要继续空出来再待后来添补吗？”祁小春因此结论说：“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起郭沫若当年的推测：此正好暴露了作伪者故意制作‘草稿’状的狐狸尾巴来了。”
祁小春关于《兰亭序》中两处“揽”字的避讳学讨论，更为深刻。魏晋人避家讳近于苛刻，王羲之也不例外，羲之因为祖父名王正，所以“正月”写作“初月”，父亲名“王旷”，则不书“旷”字。“览”是王羲之曾祖父的名讳，也在避忌之例，《兰亭序》“每揽昔人兴感之由”，“后之揽者”，两处“揽”皆是因为避“览”字之讳而改写。参与兰亭论辩的各方，对此都不曾有异议。
收入本书的长篇论文“《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详细考证六朝避讳实例，提出“讳字的改字不得既同形又同音”的原则，由此认为改“览”为“揽”，并不合乎避讳制度。并进一步指出，“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一句，乃是剽掠《金谷诗序》“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此属于拙劣的模仿，很可能是作伪者根据《世说新语·企羡》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刻意造作出来；又根据王羲之的家讳，想当然地改“览”为“揽”。
这篇论文的结论，其实也是祁小春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基本意见：“今本《兰亭序》中疑点层出不穷，其中多出《临河序》那一百六十七文字中，不仅存在清人李文田、近人郭沫若等人指出的种种疑问，更存在避讳改字‘揽’这一令人疑惑难解现象，故很难想象《兰亭序》的书、文出自王羲之，后人掺杂作伪的可能性还无法排除。总之，《兰亭序》从帖字到文章，疑问点颇多，倘若这些疑问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不应急于断定其必出王羲之之手。”（194页）
针对祁小春关于《兰亭序》中“癸丑”和“揽”字的意见，毛万宝发表“《兰亭序》创作真相新辨——兼释祁小春《兰亭序》‘癸丑’和‘揽’字之疑”（《中国书法》2012年1期）与之辩难，不久陈一梅等作“‘兰亭论辨’是否正卷土重来——《<兰亭序>创作真相新辨》之我见”（《书法赏评》2013年1期）反驳。虽然没有达到当年“兰亭论辩”的热闹，也在沉寂的书法史研究圈子搅起一阵涟漪。希望小春兄这本新著，能引起有关《兰亭序》问题更多的意见。
《兰亭序》研究固然是本书一大看点，除此而外，《丧乱帖》系列札记（4页），颇能发人之所未；《大报帖》与《妹至帖》并案考察（80页），反映作者对最新学术信息的关照；与书仪有关的三篇论文，即“唐人书仪与王羲之尺牍之关系”（244页）、“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书复书问题”（231页）、“《十七帖》为何缺‘月日名白’”（283页），以及与道教有关的论文“早期道教的画符、写经与书法之关系”（338页），对书仪研究、道教研究，皆有裨益。
王羲之书学研究虽然热门，泛论为多，见解深刻者罕。小春兄的“三部曲”希望能在领域内起到标杆引领作用，计划中的《王羲之文集》校点本，更所期待。
札记中有一篇“从‘迟’字推论《得远嘉兴书帖》之伪”（43页），我有一些不同意见，借此机会贡献出来，向作者请教。
《瞻近帖》是《十七帖》之一，全帖7行64字，释文云：“瞻近无缘省苦，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苦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此帖除刻入各种法帖外，还有传世赵孟頫补足唐人临本一种，以及敦煌出土残临本一种。
《瞻近帖》
据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汇考》引周笃文“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羲之二帖古临本——兼谈敕字本十七帖”云：“传世的《瞻近帖》各本有‘喜迟不可言’之语，文意较曲。今观敦煌墨本，‘迟’字右侧加了两点，分明是因为误书而被点掉。似此，则应作‘喜不可言’，文意更为流畅。后来在摹刻中去掉两点，其改动之迹遂沉晦千年不得而知了。”（周文刊载《文物》1980年3期）札记因此怀疑，《淳化阁帖》卷七所刻《得远嘉兴书帖》也有“喜迟”使用实例，其实是“后人杂集右军尺牍帖语帖字拼凑而成者”。
《得远嘉兴书帖》
《得远嘉兴书帖》的真伪另当别论，我不赞成“喜迟”的“迟”字是王羲之自己在书写过程中因为笔误点去的说法。
先说“喜迟”。撇开有争议的《得远嘉兴书帖》，《法书要录》卷10《右军书记》所录王羲之帖文，“喜迟”凡两见，《瞻近帖》外，还有一帖云：“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迟，知定不果，怅恨。未知见卿期，当数音问也。”《太平御览》卷567引《吴质别传》云：“质为北中郎将，朝京师，喜迟其到，诏列卤簿作鼓吹，至阙而止。”由此证明“喜迟”作为词汇不是孤例，并不存在“迟”字衍文的可能。至于“喜迟”的意思，据陈松长先生“二王杂帖语词散释”（《古汉语研究》1991年1期）认为，“喜迟”为同义复词，“迟”乃是“夷”的假字，《诗经》“周道倭迟”，《经典释文》谓“夷，《韩诗》作夷”。夷，悦也，喜迟即喜悦的意思。因为是同义复词，所以也可以倒书为“迟喜”，《右军书记》载王羲之帖云：“想官舍无恙，吾必果，二十日后乃往，迟喜散恙，比尔自相闻也。”此可以为证。
再讨论误书的可能性。按照作者的意思，王羲之本打算写“喜不可言”，写完“喜”字，又误写一个“迟”字，然后省悟，字旁加点表示删除。从书写的心理过程考虑，如果“喜迟”根本不是一个词组，很难理解书写者会在写完“喜”字以后，脑海中蹦出一个字形、字音、字义皆与前后字句不相联系的“迟”字，并结构完整地写了出来。
敦煌《瞻近帖》残片与《十七帖》刻本
敦煌出土的《瞻近帖》是一件残片，仅存下半（图1），因为是临本，所以行格与《十七帖》本（图2）差别甚大。我们可以利用《十七帖》刻本将敦煌临本残缺的字简单地缀合回去，如图3所示，除了首行“瞻近无缘省”5字空间局促，可能临本作两行或其他情况属于未知，暂无法讨论外，后面各行皆能嵌合。特别可以注意者，与“喜迟”相连的“不可言”3字所在行，明显多出一字的空间，此处所缺的字，应该就是重写的“迟”。因此我猜测，这位临写的人，写下“喜迟”以后，觉得所写“迟”字不妥（对照《十七帖》刻本，并参考该人所临《龙保帖》的“迟”字，可以确认，这个“迟”字起笔处多绕了一个转折，属于错字），遂加点为标记，提行重写了一个“迟”字之后，才接着写“不可言”。此属于临写笔误，与原书写者王羲之毫无关系，显然不能据此否定“喜迟”词汇，当然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判断另一件法帖的真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