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

霍松林，1921年生于甘肃天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名誉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等。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尤以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有成就和特色，代表作有《文艺学概论》、《诗的形象及其他》、《西厢记简说》、《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历代好诗诠评》、《绝妙唐诗》、《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诗词集》等。

　“我追求的学术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学风严谨、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始终不偏离这一学术‘政治方向’。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霍松林先生道德文章蜚声学界，其学术成就与治学思想，集中表现为求真求实的创新开拓意识；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学术品格；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兼擅的名士风范。先生视教书育人为首任，以教学拓展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勇于探寻真知的学术之路，不断激励后学奋发图强，勇攀学术高峰。

　　记者走进先生书房“唐音阁”，只见书桌上方悬挂着于右任先生慈眉善目、银髯飘飘的画像和书法作品，桌上摆放的《唐音阁诗词集》中有多首吟颂于右任先生的诗词。其中，《访于右任先生故里》中有云：“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这虽是吟颂于老之句，但若来形容先生本人，也未尝不可。

境界高方能出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一生充满传奇，年少时有“神童”之誉，被于右任先生称为“西北少见之青年”。这是否得益于您良好的启蒙教育？

　　霍松林：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对个人影响深远，甚至是终生的。我很庆幸在记忆力旺盛、求知欲极强的童年时代，接触到了我国先哲先贤留下的中华文化经典，博览而为己所用。这些知识养分为我后来成才和做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

　　家父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清末秀才，后来进陇南书院深造，受到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任士言山长的赏识，他对父亲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给予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后，父亲回乡教书、种田、行医。当时，村里一所初小整天教娃娃们朗读“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俚语，父亲认为这是一种“误人子弟”的教育方式，没有让我读那所初小，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家里教我。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他的教学方法是：教认字，形、音、义讲清楚；教书法，摆正姿势、正确执笔运笔，学会分析字的间架结构；讲文章，不仅说明大意，还要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思路；讲诗词，则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要求眼到、心到、口到，吐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韵。

　　父亲强调熟读背诵，其理由是：人的幼年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一辈子受用无穷；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均为经验之谈；记忆力用进而废退，经常背诵一些东西，记忆力就不断提高，反之则衰退。当我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反复背诵古书时，当然闷得慌，对父亲有埋怨情绪。但现在回想起来，早年的“死记硬背”使我终身受用。启蒙教育使我养成了背书的习惯，也积累了一些背书的经验，记忆力不断增强。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现在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的精神境界问题。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经典是为人、为学、为事之作，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学到一些做事的方法。一个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和眼光一定是“前进的”，这反过来决定着他的行动。《易经》里透射着的“尊重规律，把握分寸”的朴素道理，《论语》里闪现出的“孜孜以求，不知为不知”的求知态度等，无一不是成为杰出人才的条件。当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达到一定高度，他主观上就会不断追求进步、图新求变，态度上就会端正，目的也比较纯正，那么，他个人事业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重视国学，充实中华古典精粹修养，这也许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锁钥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读书也是一门学问，如何才能将书读“活”呢？

　　霍松林：小时候，父亲有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名为《先正读书诀》，是任士言山长特意赠他的，他看得很珍贵。这本书直到我读初中后，父亲才交给我，并把他最受益的东西概括成几个要点，要我照办。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几点，我至今认为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宜忽视。

知能并重 不做“两脚书橱”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社科名家”，您最在意哪个头衔或荣誉？

　　霍松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个学者，坦率地说，我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这一生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文学创作等方面均能取得一点成绩，并且能够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和高度。文艺理论研究是专攻，古典文学是爱好和主要教授的课程，写诗填词、练书法是业余爱好，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取得的这点成绩，得益于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得益于自己的专注和坚持，也得益于老师的启发和同事们的帮助。国家与社会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既心存感激又受之有愧，希望通过余生努力达到社会所期待的学术高度。

　　要说最在意的荣誉，那便是1989年人事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牌。我这辈子主要的工作是教书育人，国家颁发的这种荣誉称号，是对我工作的极大肯定，又激励我不断努力，勇攀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理解素质教育？

　　霍松林：对学生的培养，言传重要，身教更重要。我非常强调学生的品学兼优和知能并重。在教育过程中，我首先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自己出不来成果，有什么资格要求博士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呢？

　　指导学生，尤其是指导博士生，我要求他们做学问必须多动笔写论文，还应该兼搞创作。要出成果，就要不断研究、不断写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还应学会运用传统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有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做研究打好基础。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到重要作用。

　　学文科的人，往往以学理科方面的课程为额外负担，不愿多下苦功，这是不对的。文理渗透好处多多，仅就培养思维能力来说：读文史哲著作，可以使思路开阔、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学好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则可加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还应有较好的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旧注（而非今人用现代汉语作的新注），基本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古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等；更需通读若干部重要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我认为，博与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合起来就是“通”。我总对学生们强调：要拓展广博的知识领域，由广博走向专精。强调品学兼优、知能并重，也可以算作一种素质教育观吧。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学多能是您从事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您自己怎样看待这些研究领域？

　　霍松林：我的学术研究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涉足。唐宋文学，尤其唐诗，是我几十年来最关注的领域，其中，对杜甫和白居易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家，您开创了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编撰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文艺理论教科书——《文艺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创新，硕果累累。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您还荣获中国作家协会“抗战时期老作家”称号，被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道路？您追求的学术品格是什么？

　　霍松林：我写过一首诗：“水碧山青白鸟飞，百花处处斗芳菲。人间应有诗中画，彩笔还须着意挥。”文学创作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创作意识，自觉从社会生活、工作实践中发现描述对象，从中汲取养料并及时创作出来，集腋成裘、积少成多。作为一名文学创作的实践者，我一贯主张既要关注重大社会事件，也要关注富有个性的事物。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文学科面临凤凰涅磐的重生之机。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1951年初，我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到校伊始，便承担了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三门新课的教学。在参考资料极少的情况下，只能边学边教，自己动手，拟出提纲，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我作有杂咏十二首，其中的“新苗老树竞开花，万紫千红胜彩霞；雪虐霜欺成昨梦，春城春色美无涯”，则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心境。

　　我始终认为文艺有其客观规律性，内容可以有阶级性，但义理具有独立性。知识分子、学者要有自己独立的探知性格，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我个人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格言。回首70余年来的创作和研究生涯，我得到的体会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既要刻苦钻研，更要敢冒风险；第二，创新应以求真求是为前提，新见必须是真知灼见；第三，有感而发。不论搞诗文创作或者写学术论著，均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

　　我追求的学术品格是：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做到求真求是、学风严谨、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并始终不偏离这一学术“政治方向”。

余事亦须卓然自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常说，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师承关系很大。您在学术上取得了不俗成就，这是否与您在求学过程中一些“贵人”相助有关？

　　霍松林：当然有关。坦率地说，我是个幸运儿，但是我还想指出的是，首先你自己必须突出、有潜力，这样机会才会光顾你。

　　1945 年，我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中文系名师云集，胡小石、柳翼谋、朱东润、汪辟疆、罗根泽、陈匪石、张世禄、吴组缃等一批著名学者在那里任教。胡先生和柳先生既是国学大师又是大书法家。胡先生讲《楚辞》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谈诗的时候，边谈边写，甚是潇洒。他的书论、书法对近代书坛影响也很大。柳先生的楷书融北魏楷书与唐楷为一体，风格独特，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息。罗先生给我讲过“中国文学批评史”；汪先生给我们讲“历代诗选”，我还选修过他的“目录学”，平时向他请教最多。受汪先生的熏陶，我确立了“知能并重”的治学思想：研究者只有自己搞过创作，并有足够心得，才能深刻领会并研究别人的作品。

　　格外幸运的是，我在汪辟疆、卢冀野诸业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由此开启了诗词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于右任先生的那段缘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霍松林：这段往事至今难忘。那时，每于日夕趋谒，倘座无他客，我俩则论学谈艺，恒至夜深。因谈及于先生的《牧羊儿自述》，他问我童年情况，我说自己也放过羊。先生则喜曰：“出身清贫，洞察闾阎疾苦，往往能立大志，成大业。”我以诗文书法为问，则曰：“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不为古人所限。”先生这段话既说出了诗文书法在人生中的地位，又道破了研习诗文书法应遵循的原则。几十年来这句话我不曾忘怀。因为同有诗词书法之好，又同是秦陇间人，所以两人关系格外亲密。先生虽官居高位，却非常懂得寒士之心，对我这样一个穷学生降阶以迎，予以极大的人格尊重。先生反对我外出兼职，资助我学业完成。在他身边的3年里，我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对书法也领悟益深。

匡时淑世 致富图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做学问要为人民服务”。当今社会，关起门来做学问的学者已经不受大众欢迎。关注社会、参与田野调查、为解决现实问题出谋划策，成为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霍松林：读书、阅世与作文应该相辅相成。在我看来，阅世尤为重要。实际上，我一生的创作均未脱离社会与时代。我认为，诗人的脉搏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为时代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呐喊讴歌。学者或者创作者应该始终具有匡时淑世、致富图强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要始终有一股不气馁的精神，有一种蓬勃向上的豪迈情怀。这种心态和人生观，是支撑我战胜一切人间困难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诗作充满活力的根源。

　　少年时代，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许多感怀时事的诗歌。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如此。我主张求真、求新，要求论著有感而发，因为率先提倡形象思维，在“文革”中被《红旗》杂志点名批评。1954年，我发表了《评〈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一文，分析了白居易创作方法的特点、弊端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指出“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成功的“写作方法”，而是部分讽喻诗的败笔。这在当时全面肯定白居易讽喻诗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有些另类。我们读书做学问，要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的工作，不能人云亦云。每个人均应对他所处的社会负一份责任，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本民族的精神代表。

研究其实是备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受到众人诟病。您先后教过七八门课，桃李满天下，同时研究也做得很好，在科研与教学如何达到平衡的问题上具有发言权，能否就此传授一下经验？

　　霍松林：我反对两种论调：一种是“搞教学没有可能搞科研”，另一种是“搞科研没有可能搞教学”。搞科研与教学都必须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对于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要讲好一个问题，就不仅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弄清与此有关的许多问题。而研究的成果必须在讲授中经过检验，然后加以修正和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教学质量自然跟着教师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科研方面，也同时会结出累累硕果。至于派给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否太重，对于教师科研成果数量硬性要求是否太高，这是学校管理改革中应该合理解决的。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备课。

　　再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吧。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处于教学一线。教什么，就研究什么。《文艺学概论》的基础是讲稿，《西厢记简说》的基础也是讲稿，其他著作及论文，许多也是在所教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大学毕业后，我应陈匪石师之约，到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任教，后又到天水师范学校任教。1951年初，接到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聘书，到该校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在重庆南林学院教书，我讲授的课程有“历代诗选”、“基本国文”和“中国文法研究”。而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学校安排的全是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新中国刚成立时一些学校还沿袭旧式大学的办法，一位专任老师必须同时开三门课。这几门新课，在当时毋宁说教材和教学大纲，就连必要的参考资料也十分匮乏，我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拟出讲授提纲，然后阅读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运用多年积累的文艺知识，参考《文学初步》和报刊上新发表的有关文章，一章一节地编写讲稿。至1953年秋天，几经补充、修改，数易其稿，定名《文学概论》，书稿约30万字，由学校打印，被教育部选为高等学校交流教材。1955年，学校创办函授教育，又被选作函授教材，上下两册铅印。1956年，我参照拟订的教学大纲，对《文学概论》进行了调整加工，改名为《文艺学概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多兄弟院校曾把它作为文艺理论课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有学者说，我是我国首个编写《文艺学概论》教材的人，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肯定，但那部书于1953年被选为交流教材在全国高校中交流，却是最早的。

　　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经验。正所谓“苦学学到鬓如银，不慕荣华不厌贫。阅世读书辄妄议，忧时感事亦狂吟。操觚细审今昔变，持论遥通宇宙心。十卷编成祸梨枣，岂堪覆酱又烧薪！”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耿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