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名下四件楷书真伪浅述
二王父子均无真迹存世，而摹本、刻本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本文拟对二王名下四件楷书的真伪作些浅考和简述。
一、（传）王羲之《佛遗教经》
末署“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宋以前不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云：“国初时人盛传为王右军书，惟欧阳公识其非是。”是知北宋欧阳修曾作辨伪，其《集古录跋尾》卷十“遗教经”条云：
右《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唐时佛书今在者，大抵书体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书经，题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书者，皆与二人所书不类，而与此颇同，即知写经手所书也。
但苏东坡则委婉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黄庭坚则支持将此作定为赝品，既同意是“经生书”，又指出经文译出时羲之已经离世，还举出非常有力的证据。其《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云：
姚诚老书《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即《遗教经》）用笔有意态，惜乎不能耆老毕其能事也。世有贞观中敕书班行，经生书小楷一本，最端谨娴丽，世因谓之王右军书，盖不知弘始四年译此经，右军没已数年矣。
《遗教经》由姚秦鸠摩罗什翻译汉文后广为流传，而永和十二年秦鸠摩罗什年仅13岁，罗什来长安从事译经也是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后，时右军已卒。当然罗什以前是否有此汉文佛经流传，文献并无记载。路远先生曾将唐刻残版《佛遗教经》与《中华大藏经》本比勘发现有十八处文字差异，但基本只是某单字使用不一，整句和较长词汇极少有出入，因此基本可判断出于同一翻译家，或许抄写过程辗转积累了讹误而已。另传有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拓本，末署“永和十年四月十八日王羲之”，作伪手法如出一辙。
北宋董逌（yōu）亦云此作为伪作，但指出唐德宗时比丘道秀所写的《佛戒经》“与此经一体”，故可视其主张是道秀而非经生书，其《广川书跋》“遗教经”条云：
欧阳永叔以此为唐写经手，黄鲁直谓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后人不见逸少迹，若碑刻所传，已多假伪，则临拓善工，自足惑世矣。尝得《佛戒经》，其碑乃比丘道秀书，与此经一体，率化众缘，共崇镌刻，则知为道秀所书，但世不传尔。道秀，德宗时人，其书当建中三年壬戌，盖永叔、鲁直不见碑阴，故所评如此。
清钟德祥并不否定书风，而疑为后人集字。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载钟德祥所说：
《遗教经》出于姚秦，王右军所书。疑为后人集右军书为之，如《圣教序》例。
褚遂良《右军书目》仅录右军真书四十帖，张怀�?《二王等书录》载：“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书估》载：“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知唐时右军真书已相当稀少，后人要摹其楷书集成两千余字的《遗教经》既费时力也不易实现，怀仁集《圣教序》、大雅集《兴福寺碑》均摹行书即是例证。另帖末署“王羲之”与当时普遍无名款的风气不合。
综上，将《遗教经》定为赝品庶几不谬，需继续探讨的只是经生道秀书。道秀书面目今已不得而知，而二王伪作宋人多疑出于唐经生，如黄庭坚《题〈东方朔画赞〉后》云：“如佛顶石刻，止是经生书。”《广川书跋》说右军《告誓文》真迹于岐王宅被焚后其晚出的碑字“似是唐经手拓摹以传”。米芾《海岳名言》云：“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若果是经生，以书迹判或写于开元前。
二、（传）王羲之《曹娥碑》
此作自宋即聚讼纷纭，今人启功、杨仁恺、黄文宽、梁少膺和中田勇次郎等均有相关考述，对其书于何时见解不一，但均定为非右军书。笔者认为宜将绢本墨迹与拓本区别开来。
先说绢本。其文讹误频见，如“千夫失声”作“千大失声”、“何怅华落”作“何长华落”，文意不通，自非文士名流所写。又柳宗直与韩愈题跋、僧权与怀充签署乃同一笔迹，题记有“丁末”误作“巳末”等都是伪作证据。
再说拓本，万君超先生归纳为今存三种类型：越州石氏本、《群玉堂帖》和南宋刻本。南宋刻本源于石氏本或《群玉堂帖》，而《群玉堂帖》乃韩?腚校╰uō zhòu）据绢本摹刻，保留了唐人观款，既然绢本伪，则《群玉堂帖》与部分以《群玉堂帖》为底本的南宋刻本均伪，剩下探讨的只有石氏本。
民国《新昌县志》称南宋初石邦哲摹刻《越州石氏帖》中的《曹娥碑》为晋贤书，而此本无唐人题跋，前部分比绢本多出“怀充”二字，书风与绢本的笔力怯弱亦差距甚大，若称为右军书相对来说疑点少得多，但也有四点问题：一、为何降至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才首次提及“逸少《曹娥帖》”与载有“跋逸少《升平帖》后”；二、“在洽之阳”误作“社洽之阳”、“千夫失声”误作“千夫共声”；三、末存“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清末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云：“此等不经之言，与《保母砖》如同一辙，何右军父子均书其怪异有如方士妖僧乎？蔡雍之‘雍’字亦古所未有。”四、“蔡邕”作“蔡雍”。
针对以上四点，笔者觉得尚不能判定非右军书。杨仁恺先生《晋人〈曹娥碑〉墨迹泛考》文中说倪云林题石本《黄庭经》提到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表》载有《曹娥碑》等真迹，但检阅范祥雍点校的《法书要录》并无记载，或许倪云林有误，且著录也只能作为辅助而非有力证据。“在”“失”两字误刻，可能与“社”“共”形近，并不意味底本伪。文末有谶记也并非就是“方士妖僧”伪作，虽然献之《保母砖》末记“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可考焉”，与距离出土时间竟大体契合，显系后人伪托，但问题是作伪者为何会采用如此愚蠢、画蛇添足的手法？而姜夔、周密、赵孟頫等题跋又俱不责此妄言？我觉得必因唐宋元人见古人书亦时有谶记方能解释，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有类似记载：“斯（李斯）《秦望纪功石》云：‘吾死后九百四十年间，当有一人代吾迹。’”同书录虞世南《劝学篇》云：“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即使以上文献或不可靠，但《书谱》也曾批评过献之“假托神仙”，则知唐以前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流行甚广，而生活于盛行撰写《搜神记》此类志怪年代的王羲之，又在并非“书与某人”的情况下顺手记一两句谶语怪闻并非绝无可能，起码不能因此便斥之伪赝。另外“邕”字作“雍”，杨仁恺先生已有考释，结论是汉晋之际“邕、雍实本一字”，并非为避讳北周宇文邕。可见，绢本《曹娥碑》基本可定为赝品，但对越州石氏本尚未能完全定夺。
三、（传）王献之《乞假帖》
《乞假帖》刻于《宝晋斋法帖》，黄伯思《东观余论》曾语《乞假表》是“大令传于世佳者”，田熹晶认为：
此《乞假表》当与《乞假帖》为同一书迹。因为《乞假帖》是写给皇帝，请求准假的书帖，所以书写极为恭谨，与献之其他楷书字帖极为接近，故黄伯思认为是小王真迹，为“暮年遒美之时”所书。
田先生所考是太元十年（385年）王献之从吴兴太守被擢为中书令时所写，所言时间、事件均似合理，文辞上似可信。刘茂辰等先生《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以帖语“违远坟墓，奄冉五载”，又羲之卒于升平五年（361年）而推算写于太和元年（366年），似乏说服力，因为此年献之才23岁，不可能居于异地已然五载，何况丁忧也需三年。此帖“圣”字另起一行，《绛帖》刻羲之书与皇帝的楷书《霜寒帖》“圣”字亦另起一行，《姨母帖》墨迹“姨”字也另起一行，都与《乞假帖》同。又《乞假帖》字距行距均显宽绰，与楷书偏多的《廿九日帖》摹本也类似。从文句和格式上看，此帖似无明显破绽，只是为何宋以前没资料语及此帖？其部分文字的书风与献之可靠书札中的楷书虽有个别接近处，但总体行气不畅，缺少大令典型的沉厚跌宕，是否为摹刻不精所致呢？又或是王献之当时书写过于“恭谨”的态度所致？虞龢《论书表》载：“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说明献之向帝皇上疏确曾怀着刻意为佳的心态。
四、（传）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本人曾发表文章探讨它未必为王献之书，其中提到陶弘景说右军《洛神赋》诸书十余种“当是零落，已不复存”，而柳公权鉴定未必可靠，宋邵博、董逌疑其伪，此处再补充几则材料。
黄庭坚亦疑其伪，其《题唐本〈兰亭〉》云：“《洛神赋》余尝疑非王令遗墨，岂古本既零落，后人附托之耶？周越少收敛笔势，亦可及此。”又《题〈洛神赋〉后》云：“余尝疑《洛神赋》非子敬书，然以字学笔力去之甚远，不敢立此论。及今观之，宋宣献公（宋绶）、周膳部（周越）少加笔力，亦可及此。”黄伯思《东观余论》云：“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献之，而颇似智永，疑其遗迹也。至《洛神》小楷，则子敬书无疑矣。世以小王好书此赋，故凡有《洛神》书本皆归之子敬。”虽然黄氏认为《洛神》小楷为子敬书，但其“世以小王好书此赋，故凡有《洛神》书本皆归之子敬”的观点却又道出“古本既零落”的情况下，凡传为子敬《洛神》均不排除“后人附托”的可能。
唐李嗣真《后书品》曾说自家藏有钟会正书《洛神赋》。清徐树丕《识小录》载李嗣真论右军书格不同云：“《曹娥碑》其容憔悴……《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美女插花之象。”清王士祯《居易录》载有褚遂良《临子敬〈洛神赋〉》。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有版本方面的疑问：
二王并书《洛神赋》。右军者，世不经见；大令所书，《宣和书谱》所收已非完本。《汝帖》刻于大观时，亦止“嬉”字五行。快雪堂所刻肥本，有“世南”半印，唐初已仅仅存此。宋高宗绍兴年间，竭力搜索，止得九行。贾秋壑复得四行，属其客廖莹中刻之于玉，世所传《玉版十三行》是也。赵松雪跋谓“悦生”葫芦印及“长”字印，此并无之，尾有“宣和”二篆书，与赵本又不同。
唐韦述《叙书录》云“小王行书《白骑遂》”，黄伯思、王澍称《淳化阁帖》中行楷体《白骑遂帖》为献之临书，此札与《廿九日帖》书风相近，十三行与此两帖比较均有差异。
五、小结
王僧虔与虞龢均提到张翼效右军《自书表》，让羲之感慨“小子欲乱真”，陶弘景说右军辞官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清梁章钜《浪迹丛谈》载纪文达认为代笔人是任靖），并提到当时存在不少仿作和摹本：
臣涛言一纸，此书不恶，不识谁人迹，而非右军父子，又似是摹……后又治廉沥狸骨方一纸，是子敬书，亦似摹迹……前黄初三年一纸，是后人学右军……五月十一日纸，是摹王珉书，被油，尚想黄绮一纸、遂结滞一纸，凡二篇，并后人所学……
张怀�?《二王等书录》云：
且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近是以有释智永临写帖，几欲乱真，至如宋朝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
右军当时已有代笔和能乱真迹者，后世又有许多“锐意摹学”“使类久书”者，梁距东晋不远而仿作和摹本盛行程度业已如此。《广川书跋》提到陶弘景已鉴《狸骨帖》“是子敬书，亦似摹迹”，至宋代却又定为右军书；陶弘景《论书启》评“尚想黄绮一纸”为“后人所学，甚拙恶”，而《法书要录》则又载为右军正书且广为流传，如大英图书馆S.3287号唐代学童平日临写练字的敦煌卷子中即有《尚想黄绮帖》，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