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书画，以传情达意为其核心。而欲明了文人书画，则须明了文人之心。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我国文人往往以自由出入儒释道三家为能，以修齐治平为务。自隋朝大业三年始，兴开科取士，为各阶层的文人开通了建功扬名的捷径。然而即便如此，不得志之大才情者仍代不乏人，洽如杜甫之叹：“文章憎命达”，于是他们大多寄情于诗文书画，在才情的挥洒自如中求得瞬间的心灵释放与情感宣泄。我国古代文人这种特殊精神的表达方式，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瑰宝，交相辉映。于绘画一门，大写意风格的文人画，融诗书画印于绢素，足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作者的修养、才学与人生况味。其高妙者诚乃皇冠上之明珠，可遇而不可求。
披览历代名家扛鼎之作，徐渭的《四时花卉图》轴，一见倾心，挥之不去。
徐渭（1521-1593年）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开创了“泼墨大写意”之宗风，泽被后世。书，善行草，自成风格；能操琴，谙音律，擅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然而一生际遇坎坷，志在功名却屡试不第，不得已而厕身幕府，虽建有功业却因靠山失势而受株连入狱，出狱后于贫病交加间去世。可谓“落魄人间”。即便如此，他仍然著作宏丰、成就超然。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徐渭《四时花卉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四时花卉图》轴，横81cm，纵144.7cm，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作品纯以水墨表现了四时花卉之特点并巧妙地融为一体。画幅上以沉郁顿挫的行楷题诗一首：“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莫道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教差池。”该件作品妙在全面体现了作者个性化的诗文书画与思想之全面修养。
徐渭《草书春园细雨七律诗轴》 209.8×64.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的书法风格形成，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更与其心性相关。徐渭深受王龙溪哲学影响，主张从先天心体上立根，谓任心之自然流行，以无挂碍的“真我”为最高真实。故而开宗明义地说：“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此可谓徐渭艺术之心源所在。
徐渭《四时花卉图》轴 局部
在该幅作品中，我们强烈感受到徐渭大师所特有的才华、气质与人生况味。画中气势纵横奔放，无论是以变化多端的线条强其质的各类花卉，还是以墨色的变化不拘所展现的蕉叶与嶙峋怪石，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
徐渭《四时花卉图》轴 局部
他融劲健的书法用笔于画中，极尽其妙又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运用勾、点、泼、皴、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春兰之幽静、牡丹之雍容、芙蓉之矜贵、箭竹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芭蕉之茂壮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四面破壁的构图取势，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见。该画幅中丰富的行笔轨迹，将墨之浓淡、笔之徐疾，构图之疏密各异，无不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泼墨大写意精神。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白石老人说：”青藤（徐渭）雪个（朱耷）远凡胎”似乎一语说断了中国大写意花鸟的品位指向，此神仙之姿确实未曾再见。是笔墨功夫的打磨吗，是颠沛流离的人生吗？答案是否定的，而是中国文人内求外应的血脉断了香火。所以，齐白石才甘愿为其门下狗，以求登堂入室、升仙得道。只是白石老人自己终身未得偿大愿，亦是无可奈何之事。然更可惜者，在于他这拼力一呼，知其苦心者甚少，多数人都当作故事来读了，然后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