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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小春:王羲之的《十七帖》诸多问题

祁小春:王羲之的《十七帖》诸多问题


祁小春,中国书协理事、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兼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王羲之研究。著有日文专著《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王羲之论考》,中文专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王羲之〈十七帖〉汇考》等。

祁小春:王羲之的《十七帖》诸多问题


祁小春教授就传世的馆本《十七帖》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帖》是如何出现的?

《十七帖》作为王羲之的一批草书尺牍,无论内容还是书法,都被认为是由来有绪、最为可靠的法帖。

唐张彦远《右军书记》对《十七帖》有详细著录:“《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

祁小春教授指出,《十七帖》诸帖来源未必皆出一家所藏,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其最初献自何人或出自某家。所以《十七帖》可能应来自于唐初的大规模征购或四方进献,后又经过褚遂良等“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加以整编而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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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十七帖》是寄给谁的书信?

据宋黄伯思的说法,因为《十七帖》重点内容以“问蜀事为多”,故这些内容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即给周抚的书信。

其中,《七十帖》、《蜀都帖》、《儿女帖》都是有关计划游蜀的书信,其内容反映了王羲之想趁周抚尚在蜀任期间,尽早促成此行,其急不可待的心情溢于纸面。而除此之外的书简,尚无法确认究竟寄给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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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十七帖》的版本系统

祁小春教授指出,《十七帖》以书迹形式传世的《十七帖》有三个系统:

  • 一是传南唐李煜得唐贺知章临本置于“澄心堂”,并刻以传世,称贺监本,今已佚,故标榜“贺监本”的一般被认为是伪作;
  • 二是唐人临摹本,有传世的和敦煌所出唐人临本;
  • 三是末尾有勅押和唐褚遂良跋尾刻本,称馆本(或勅字本),传世拓本最早亦为唐以后物。传世馆本亦有七个流传系统,其中三井本最佳,全29帖不阙,是完整且纸无损坏的唯一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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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馆本《十七帖》成立的时间

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较为权威的意见认为,应在五代南唐李后主时代(937-975)。周笃文先生指出,敦煌唐人临本《瞻近帖》与《龙保帖》二帖临在一处,正好与《右军书记》第3、4帖的次序相符,这说明敦煌写本《瞻近帖》、《龙保帖》乃早于馆本,并且未必晚于《右军书记》本。

馆本在帖数上多于《右军书记》本,在排列顺序上又与《右军书记》、唐临本不同,而在时间上均晚于后二者,所以馆本29帖恐怕已非《十七帖》原有的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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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问题——馆本《十七帖》是否完整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后”条云:“予尝见毕文将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华’一种。……然余案今诸本并无此一种,而《法书要录》十七帖亦不载此,不知何缘毕氏本有之?但未尝见此帖,无从知其真伪。姑记于此,以俟后观云。”

如果黄伯思所言唐初摹本说法可信,则可以确定《来禽帖》有脱阙。由此可见,今本《十七帖》应该已非最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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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问题——褚遂良是否“编整”过《十七帖》

这也是祁小春教授本次讲座中最重要的话题。魏晋人书信尺牍一般都有专门的书式语词,其程序为“月日名白……姓名白”,此为尺牍常见书式。但《十七帖》中29帖竟无一帖署有日期姓名。

祁小春教授认为,现存馆本《十七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羲之尺牍的面貌,但并不是其最初的原始形状。馆本、《右军书记》本与“贞观中内本”都存在阙“月日名白”的相似点,因而可推定均非出自《十七帖》真迹本,很可能是来自于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某一流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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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远在《右军书记》卷首的题词中,对《十七帖》有详细的描述,从其所描述的豪华装裱形式,应是真迹本才有的待遇,但问题也随之产生。

通过文献学考证手段可以确定,馆本与《右军书记》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前者虽晚出,已非后者原有形式(帖数、顺序不同),但正因为有张彦远“贞观中内本”的记述,才证明其中至少23帖必出自《右军书记》帖。

祁小春教授指出,官本是王羲之的书迹无误,学习书法之人可以放心以此为范本;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是不是真迹还需考证。

其次,对于《十七帖》之未款“月日名白”,祁小春教授有专文《〈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讨论这个问题,指出在某些场合下,尺牍可省略“月日名白”。第一,若书信不日就能送达,则可能省略日期;第二,有时书信使用二纸复书形式,日期写于上纸,而只有未写日期的下纸得以流传;此外,《十七帖》中除“月日名白”之外的帖文,似亦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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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十七帖》可能被人改动,则最有可能是褚遂良出于编草书教材的目的。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记载:“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由此可见,褚遂良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可谓王书辨伪之权威。

那么,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一种推测是,张彦远《书记》题词所记录的“贞观中内本”或为一个集摹本,而张误认作贞观内府装池的真迹本;也有人认为,从张家家藏的聚散经历来看,张彦远或许并未见过“贞观中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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