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才华惊艳

一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的婴儿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的乐山县沙湾镇诞生了。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

　　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

　　在长兄帮助下，两年半之后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为中国官费留学生。1916年8月，与佐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

　　1919年9月发表新诗，开始署名沫若，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20年代中期，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署名郭鼎堂。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多用此名。

　　学医的同时逐渐踏上“弃医从文”之路，发起成立文艺团体创造社。1923年3月，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但表示“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

　　一年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自上海赴广州，应聘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见面。三个月后，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获“戎马书生”徽号。不久，晋升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1927年3月，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随即遭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8月1日，南昌起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17日，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再次东渡日本，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境遇下“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通缉，随即秘密回国。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10月，重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主任。八年抗战的岁月，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文章，一方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取得“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1948年9月，在两种命运大决战前夕及其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文革”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做外事工作，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做出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着“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尚待出版的有相当于文学编卷数的译著及佚文。其著作被译为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种文字。

　　北京前海西街18号故居、四川乐山沙湾旧居，辟为纪念馆供海内外人士参观。

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文化观念渐次更新，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知识阶层逐渐形成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以学术文化为毕生追求，通过学术文化成就抒发爱国情怀；一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将学术文化融入社会改造之中。这部分知识群体，由于接受改造社会的理论不同而分道扬镳。主张以西方的社会制度为模式改造中国者，大多倾向于“全盘西化”。主张以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者，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郭沫若是这后一知识群体的代表，在进行社会改造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民族新文化。

　　在其整个人生道路和学术文化活动中，一面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一面冷静地对待中国“固有的文化”，形成影响其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的世界文化观——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始终坚持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80多年前，郭沫若明确提出：“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这一思想既融汇在其世界文化观之中，又包含着“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内容。直至逝世之前，最后心声依然是：“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

　　郭沫若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当中，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在翻译国外理论著作与进步文艺作品的同时，创作欲主要集中在新诗创作上；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考察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50－70年代，没有间断过对古文字、古器物的考释和研究。

　　郭沫若虽非专门的书法家，但其书法艺术却有目共睹。60年代，是其书法成熟、风格独特、创作旺盛时期，形成风靡一时的“郭体”，为20世纪学者型书法家的代表。笔法特征：逆入平出，回锋转向；内擫外拓结合；藏露互用，方圆并施。结体特征：奇正相生、疏密得当、虚实变化、开合伸缩、俯仰有姿、避让妥帖。

三

　　作为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郭沫若的创作成果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包括诗歌5卷、历史剧3卷、小说2卷、自传4卷、文艺论集2卷、杂文4卷。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郭沫若最早的新诗集《女神》，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以新的表达形式、新的文化内涵，吹响时代号角，竖起一面旗帜。诗集《恢复》反映其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实现诗风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为其现实主义创作的初步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自由体、歌谣体、旧体等多种形式，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江山焕发出生命的光辉”，“使友谊的鲜花到处开放，使和平的白鸽普天翱翔”。《骆驼集》、《东风集》、《潮汐集》中《汐集》等，为新中国的形象缩影。

　　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作进入成熟阶段。《屈原》为其杰出代表，蕴含着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史学家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发展历史的精神。进到新的探索时期之后，形成“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的认识，把“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看成是比单纯的“史料的分析”更为重要的因素。《蔡文姬》的推出，使其更加注意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结合起来。

　　自传，回首人生，“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成为觉醒意识的资料”，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上个世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前进的艰难历程。毛泽东看过《反正前后》表示：“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一样，几乎一模一样”。有的篇卷，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珍贵而生动的记录。

　　文艺论集，反映其文学思想的转变。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

　　杂文写作，主要集中在抗战期间，“为纪念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代，我这些随时写录下来的东西想也不失为这一大时代的粗糙的剪影”。《羽书集》、《今昔集》、《蒲剑集》、《沸羹集》等，成为那个时代的客观记录。

四

　　作为杰出的唯物史观历史学家，郭沫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史学研究4卷，古籍整理4卷。

　　1928年亡命日本之后，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把历史唯物论只作为纯粹的方法来介绍，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译名和语法，反而会使其在接受与运用上增加障碍，便采用围绕“国学”介绍“国学”的做法。同时发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决心以其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认识上和方法上有两大突破：一，“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二，“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由此，确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与古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开出唯物史观历史学研究的新路经。

　　40年代，对于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的系统研究，使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十批判书》是一部曾经引起风波的著作，“动乱年代”被认为“十批不是好文章”，“动乱”过后又说其是“抄袭”。然而，这都无法改变其固有的学术价值。尽可能蒐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阐发，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再考察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顺与逆。实践这一研究方法，使其关于诸子思想的研究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系统。关于儒家研究，对孔子及儒家两重性作出揭发。一，孔子的思想，主观努力上抱定一个仁字，客观世运中认定一个命字。二者相调适则顺应之，二者不相调适则固守自己。二，秦以后的“儒”作为“百家的总汇”，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三，秦以前的“儒”与秦以后的“儒”不能“完全混淆”，历史上“站在支配阶级立场”者却必定要“完全混淆”之：当支配权尚未转移之前，打出孔子的“仁”来，以“同情人民解放”的面孔号召推翻支配阶级；当新的支配权一固定，便又举起秦以后的儒家理论，用其为“今日的武器”。关于老子、庄子的认识，指出道家的名称虽然不古，但其思想却很有渊源，肯定其为先秦诸子中渊源最长的一家。道家主要分为三派，庄子从三派吸收精华，采取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把他们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形成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的局面。关于法家，前期法家是“纯粹的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倡导于老聃、关尹，发展于申不害的“术家”，则把“法”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帝王南面之术”。韩非进而将申、商“二人综合”，应该称为“法术家”。在韩非的“法治”思想中，“一切自由都是禁绝了的”，包括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乃至连思想的自由也当禁。

　　历史人物研究，虽然郭沫若终身推崇屈原，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甲申三百年祭》、《李白与杜甫》。前者曾在写作当时引起过“轩然大波”，过后即被定位于向革命队伍提供历史鉴戒，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错误的史论。后者则因其是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的一部作品，为多数读者所难以理解，引出种种议论。郭沫若研究古代诗歌，一是从创作的角度谈其特点及影响，一是由诗入史，从诗作中发掘史实，评价历史、评论人物。李白与杜甫的研究，表现的是两种情况的交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其超越前人的地方至少有三点，一是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展现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杜诗研究的新进展。对于李、杜的评价，是中唐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郭沫若自幼“喜欢李白”而“不甚喜欢杜甫”，面对“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状况，表示要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的平衡局面。但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了学者郭沫若，感情的“好恶”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以致表现出了“扬李抑杜”的倾向。

　　历史编5—8卷，为其古籍整理成果《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苏活古书生命是郭沫若一生整理古籍的最基本态度，强调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并满怀自信地预言“古文今译”“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把古书今译提到关系继承文化遗产的高度。《管子集校》集中显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独特风格和所取得的成就。尽可能无遗地网罗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征引古今学者之说不下110家。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不仅校字校句，而且校节校篇；校释与辨伪、校释与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等新旧文字作校释；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的思想注入校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校改，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了新的高度，被公认为是“前所未曾有”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继承祖国遗产的巨大著作。

五

　　作为杰出的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0卷囊括了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石鼓文、诅楚文等的研究成果。1—3卷为甲骨文研究论著，4—8卷为青铜器铭文（有部分甲骨文研究内容）研究论著，第9卷为其他古文字研究论著，第10卷为单篇考释文章。

　　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发掘，至1937年中止，正是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的年代。十个年间推出专门性的研究论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余论》、《古代铭刻汇考》（甲骨文部分）、《殷契粹编》等论著，论证了殷商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考释甲骨文字520个，纠正罗振玉、王国维的错释之字，提出“卜辞本身的研究已达到能够断代的地步”的认识。《卜辞通纂》一书，通过传世的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把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指明了入门的路径。对于“卜辞自身本身的研究”即对卜辞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其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记录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通过缀合和互补，还发现大量著录重复的甲骨片。

　　翻译出版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后改译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第一次建立起认识两周青铜器的科学体系。“颇有创获”的做法是，严格选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以“标准器”为中心推证其它器物。所谓“标准器”，是指铭文中有周王名号或著名人物、事迹的铜器。以花紋、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对于无铭文的器物，则是考订时代的唯一线索。其“彝器形象学”概括了不同时期器物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