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篆—敦煌本《篆书千字文》
敦煌遗书中唯一代表性的篆书墨迹，就是唐代《篆书千字文》残卷。此原为一卷，断为两部：法藏（伯4702），五行，自“（左达）承明”至“车驾肥轻”，内缺“聚群英”三字，凡四十六字；法藏（伯3658），自“（桓公）匡合”至“九州（禹迹）”，凡六十四字。其卷满行为十字，右侧皆注有小楷。篆书大字墨迹浓重，楷书小字墨色淡雅。虽说《篆书千字文》在隋唐间曾有流传，如《隋书·经籍志》便有著录，但其墨迹却极为罕见。故此件遗书，可谓填补了空白。而且，其篆法基本上是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重装饰性风尚—行笔间夹杂楷法隶意，长线条盘曲繁复，结字缭绕多变、意态奇崛，故有学人称其 “篆书奇字”，又因为墨迹本，实属珍异。
初览此卷文字，楷书笔迹甚多，主要体现在点画运用及笔毫的入锋和转折，若“府”、“士”之横，“车”、“牧”之竖，“户”、“青”之撇，“家”、“丹”之竖折弯钩，“匡”内部笔画等。某些字型，部分构件完全楷书化，如“既”、“辇”诸字，可以说是“半楷半篆”了；还有个别字型，如“坟”、“丹”字纯楷、“千”、“州”字纯篆。字法处理不同常规，其间似无规律，纯属因字而变，字型适合怎么处理就怎么来，完全打破了条条框框，但整体上又不矛盾——上下字之间、左右字之间都协调得很合理，并无冲突或生硬的感觉。再细察之，书者在笔纸接触的瞬间及笔画改变运行方向的瞬间，楷的技巧动作和运笔范式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或许书者本来就是从“求其形”这个角度来理解篆书的。其次，“盟”、“约”、“军”、“九”诸字，刻意强化了长线条并增加了装饰性的回环曲折，甚至某些局部的处理更近于一些体态奇特的古文、蚊脚篆、悬针篆等，崇尚奇趣，形态另类。这个阶段类似的作品，如唐咸通十年（869）写本《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之标题、唐天宝元年（742）刻《严仁墓志题额》、唐天宝九年（750）刻《郭虚己墓志题额》以及《桥陵镇符瘗石》（陕西蒲县出土，篆文难辨，四周通刻小楷）等，笔法与之异曲同工，但以此更诡异离奇—“回”、“起”等字既不合《说文》常规，检晋唐以来的诸家篆文字书也未有同例。是学问所限？抑或故意为之？还是受了某些道教符箓如《太上玉佩金珰太极金书上经》和《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生尸妙经》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溯这种 “篆法楷写”之源流，更早如隋仁寿四年（604）《解盛墓志》（见西林昭一 《中国新発見の書》図218）末四行，或许就是，但未见实物，周廷元《编目赘言》影印本曾有记述：“又刘泽民县宰亦最后得数十卷，内一卷长约丈馀，为神玺二年某氏所书，用篆笔体而书楷字，特饶雄健姿势，的为尤物，乃北凉段业时精写之品，惜忘其佛经过名目；余付五十镪，不售，请摄一影，亦不可。”
横向比较，这种书风与李阳冰那种端正严谨的主流篆书格式差异极大，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看作民间书法的一种特殊形态、一种特殊文字现象存在。这些在视觉上更有冲击性和造型上更具夸张感的类型，引出了隋唐两宋期间篆书的另一条与主流形态平行的线路—以李阳冰、梦瑛的刻石作品为代表的主流篆书格式，是基于传统笔法线条的秦篆系统，而以此《篆书千字文》写本为典型的民间篆书，则是在正统篆书构造形态的基础上取代以楷法和悬针等因素，一改正襟危坐式的效果，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由不拘、轻松浪漫的格调来。李监遇“踪迹奇古”的《碧落碑》尚“大叹异”而“数日不去”，不知若见此卷以为如何？
又，陈槱《负暄野录》中“篆法总论”一节：“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常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锋常在画中……余闻之善书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笔，变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鹤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笔，不愧昔人。”这里谈到了“微露锋锷”和“率用尖笔”，正是指笔画线条的入锋出锋角度、幅度与程度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这种“尖笔露锋”式的篆书技法的运用，古已有之，亦为“传统技巧”之一种，只是在此件《篆书千字文》中，进一步地将这种技法方式与部分笔画的楷化形态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丛文俊《书法史鉴》谓唐篆有两种类型：“一是小字墨迹，如敦煌出土的《说文·本部》残本，以其字小，垂画出锋，状若悬针，后代名家写各体《千字文》，亦或用此法。二是铭石大字，碑、碑额、墓志盖、摩崖均有，以玉箸篆法最为普遍。”但笔者以为，唐宋时期这种篆书的分类法并不完全是以字型大小或书写材质来区分的，事实上，在碑额和墓志盖等形式中也同样有不少采用悬针篆或“篆法楷写”式的，《严仁墓志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朱关田亦云“有唐悬针篆多见于碑额志盖”。总之，两种形式篆书的使用界限，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分立的，而是平行存在并为不同人群及不同功用所兼容；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印刷文字所用之宋体也分大宋、仿宋、报宋、书宋等多种，只是使用的频度、范围、习惯有所差别，以及因受类型和场合之使用常规制约而已，其间的道理其实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