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乐平｜敦煌遗书百讲（一）敦煌书法研究之意义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3页）陈之所指，针对的即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

随着20世纪敦煌学的迅猛发展、相关研究工作的不断细化深化以及英法日俄诸国所藏资料陆续大量公布，“敦煌学一跃而成为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S.13]_妙法莲华经卷第八　大英博物馆藏

从我们书法史学和书法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这一系之内容也逐渐成为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无论在理论研究领域的探讨和考证，还是在创作实践方面的参考和汲取。

敦煌遗书，最早的可追溯到4世纪，最晚的一件则是北宋初咸平五年（1002）七月十五日的Ф.32a《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其间跨越了整整七个世纪，且十年以上的空白期是极少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间断式的进程痕迹；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由隶到楷的转化、演变、固定期，敦煌出土的近六万件汉文墨迹文书（据方广锠《敦煌遗书编目所用数据库及数据资料》一文：“汉文遗书大约有58000号，分布如下：1.英国图书馆，约14000号；2.法国图书馆，约4000号；3.中国国家图书馆，约16000号；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19000号；5.日本散藏，约2000号；6.中国散藏，约3000号；7.西欧、北美及其他地方散藏，约数百号。”《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便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的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佛说维摩诘经卷上

北朝麟嘉年间写，纸本

起笔颇多隶意，结字取横势，是典型的“隶楷过渡型”写经。

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三

隋大业四年（608）写，纸本

极为工整严谨、敦厚肃穆，笔划挺拔端庄、线条洗练果断，字形结构稳妥、合理。

我们试从书法学的视角出发，按照文献学研究之基本方法，以史学考察为纵线、以美学分析为横线的框架，来归纳、梳理、分析、研究4—11世纪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断代分期及相应的笔法衍变和风格归类，敦煌文书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正史”之间的影响与互动，笔墨纸张材料的变迁对书法的推进作用，各类印鉴的钤盖和使用状况，以及书史、书论和书法教育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从而在理论结构上对“敦煌书法”这个专题，初建一个书法形态下的较为完整的学术系统，对晋末南北朝时期直至宋初的书法史做一些简明而必要的补充工作。

[P.2091]_胜鬘义记卷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回顾百年来敦煌学的发展，它的本质可以说是一门以文献材料为核心的新兴学科”（ 朱凤玉、郑阿财《潘重规先生敦煌文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之考察》，《敦煌学》2004年第25辑，第115页），正因文书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又有相当部分流失海外，故本文在撰写中主要选取在书法意义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特殊性的写本等文献作为范例和对象，以此来展开。

[P.4642]_王羲之十七帖临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沈乐平，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书法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浙江省篆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国岐阜女子大学客座教授。